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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观天下（第1篇）--马来西亚篇： 分道扬镳 东姑坚持驱逐新加坡
全国 李光耀观天下 焦点新闻 2014-04-22 09:56
1961年11月16日，在李光耀带领群众高喊“默迪卡”（即“独立”）的欢呼送别下，马来亚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左）踏上到伦敦的旅途，就新加坡与马来亚合并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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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马来亚与新加坡、沙巴及砂拉越合并成为马来西亚，两年后，与马来半岛一水之隔的新加坡选择退出马来西亚，内中的纠葛与挣扎，不管是非与对错，千秋功过，虽然须由后人评说，但当年政坛秘辛，却也鲜为外人道。
岁月流逝，近50年后，当历史逐渐在人们脑海中模糊淡忘之际，《李光耀观天下》的出版，必将重新勾起那一代人，或关心马新两国政局人士的记忆。
英国人在离开时，给马来亚和新加坡留下大致相同的遗产，两国在后殖民时期的发展水平也旗鼓相当。
但是，这两个国家在1965年以后所选择的道路却是迥然不同。马来西亚选择成为一个以说马来语为主的国家，而新加坡则选择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建立多元种族的社会。
随着马来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一个说马来语的马来西亚将成为更根深蒂固的概念。
建立马来西亚人的大马
在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的近两年里，我领导其他人组织联盟争取建立一个属于“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竭力克服种族问题。
然而，此举遭遇强烈的反对，有时更引发暴力抗议。这最终导致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联邦。
我这一代人一直都相信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一体的。英国人在战后将我们分开，成为个别殖民地，而我们则争取合并。马来亚领导人一开始并不想让新加坡加入，因为我们的华族人口多，会打乱局整体的种族结构比例。
英国人最终说服马来西亚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让他相信随着左派分子在新加坡华校日益壮大，新加坡倾向共产主义的危险实在太大。他终于同意让新加坡连同沙巴及砂拉越一起并入马来西亚，以沙砂两地较低的华族人口比例平衡我们的影响。
但在我们加入之后，东姑告诉我：“你的政党不该打马来西亚马来人的主意。”
新加坡当时有三个以马来人居多的选区，即芽笼士乃、甘榜景万岸以及南部岛屿，他不希望我们接触那些他认为是马来人地区的选区。
然而，我们无法遵从这点，而必须依照宪法行事。
宪法没说那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而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东姑警告会有流血事件
我们仍旧组织了马来西亚团结总机构，提倡打造真正的多元种族国家，我们说服砂拉越、槟城和怡保的政党加入，其中有好几个马来族代表。
随着总机构的实力越来越壮大，东姑感到十分不快，接着我们被告知新加坡得脱离马来西亚，否则将有流血事件发生。
我的内阁当中有一些人反对脱离马来西亚，特别是时任副总理的杜进才。
杜进才在怡保出生，而脱离马来西亚违背了他的意愿。他想见东姑，我也鼓励他这么做。但东姑拒绝见他，并写信表示自己已无法控制大局。东姑写道：“这件事绝对别无选择。”
1963年至1965年间，我以新加坡总理的身分出席马来西亚的统治者会议。出席的统治者都是马来人，他们身穿制服，并有护剑官陪伴左右。所有州务大臣都穿着马来传统服饰，只有我是例外。
这不仅仅是象征性举动，而是要表明：“这是马来人的国家。你绝不能忘记这一点。”
激进分子推动马来人议程
新马分家后，我们在马来西亚尝试在种族课题上朝着不同愿景所作的努力也告终结。
回首过去，我感到十分遗憾。
假如东姑态度坚定，摆平了激进分子，建立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让华人和印度人在警队、军队和行政机关里分享权力，马来西亚将比如今更加繁荣和公平。
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大部分也都能在马来西亚各地复制，两国的情况也将更好。
对东姑能力局限太乐观
我大概是对东姑身为一名马来领袖所能扮演的角色，以及其能力的局限过于乐观了。他出生于不同的年代，是在英国人的统治下长大的，因此将所有的人一一包括民族同胞，视为英国子民。他的朋友是华人，他在剑桥大学最要好的朋友是蔡承嘉，而他会打电话给蔡承嘉说：“过来我这里一起享用烤牛肉和白兰地。”
东姑也接受新加坡的发展更迅速、并将成为马来西亚的“纽约”
的现实，而他可从吉隆坡治理整个国家，并让它成为马来西亚的“华盛顿”。
然而，我一开始没能意识到的是，他无法阻止马来激进分子推动以马来人为主的议程。
我早该在马来西亚联邦成立之初就看清形势，尤其是考虑到他们当时为了不让华族人数超越其他种族的人数，而坚持让沙巴和砂拉越加入的决定。马来人既然在马来亚掌权，当然也希望在马来西亚联邦继续当家做主，确保这个国家永久属于他们的。
狮城四成新移民是大马人
马来西亚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使马来人特权更加难以动摇。在过去40年内，也就是打从马来西亚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马来西亚华族和印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已大幅下降。华族人口在1970年占总人口的35.6%，这个比率到了2010年的最近一次人口普查，已下滑至24.6%。印族人口的比率在同时期从10.8%下降至7.3%。这样的种族成分变化是由多种因素造成。马来人生育率较高是其中一个原因。
此外，马来西亚也迎来很多移民，例如移居沙巴的菲律宾人。其政府过后被指向外国人大量发放公民权，以致得召开听证会调查此事。许多华人和印度人选择离开。
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尤其常听到父母这么劝告他们：“这是你赴外国大学留学的护照，别回来了。”
我们有40%的新移民来自马来西亚。那些经济条件更好的人会选择移民到更遥远的国家。对受华文教育的移民而言，台湾是他们早期的首选。
近年来，也有马来西亚华族和印族移民选择在欧美和澳洲定居。
他们当中也有一些是出人头地的，例如前任澳洲金融部长黄英贤。
与印尼“主公”企业家没不同
至于那些选择留下的人，一些是尚有能力离开，另一些则仍然能突破歧视性政策的局限，通过从商过着不错的日子。后者有许多是同有关系网络的马来人合伙，而他们和印尼的“主公”企业家没什么不同。这些华裔“主公”同能取得执照却不怎么懂得打理的印尼人合作，负责处理公司业务中繁琐的事务，并因此分得一杯羹。
但关键的问题是他们的子女将如何选择。在马来西亚，当中有许多人会到外国求学，之后就移民他乡。
李光耀观天下（第2篇）--马来西亚篇： 分道扬镳 东姑坚持驱逐新加坡
全国 李光耀观天下 焦点新闻 2014-04-23 10:16
2009年6月9日，李光耀在马来西亚作一周访问期间，到行政首都布城会见首相纳吉。
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政策让它们处于劣势。这么做是自行缩小国家的人才库，不利于打造一个擅用各族所长的社会。他们为了维持一个族群的主导地位，甘愿牺牲人才。
马来西亚政府近来也较愿意承认，这些人才已流失到海外其他充满活力的城市，并试图吸引一些旅居海外的马来西亚人回国。但现实情况是，这些举措或许来得太晚，作用也太小了。
在一个环球化的世界里，技能、才智和干劲将日益成为人们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马来西亚正在失去优势。它在对外竞争中让其他国家领先一步。
华族和印族选票的影响力最终将变得微不足道。当这一天到来时，华人和印度人将无法用选票表达诉求，也不能期望为自己争取建立一个公平和平等的社会。
推出“一个大马”政策
2008年马来西亚大选过后，一些人强烈感觉到这个国家即将迎来真正的改变。
反对党发出包括废除一些种族主义政策在内的竞选承诺，结果他们取得的战绩是连支持者也始料未及的。
就选票而言，这是反对党自1969年以来所取得的最佳成绩。就国会议席而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国民阵线（简称国阵）政府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多数国议席优势。
大选一年后，纳吉接任首相一职，过后推出“一个马来西亚”政策，以促进种族和谐和加强国家团结。
需强大武装力量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选择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建立各自的社会，但我们都已明白没有必要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对方身上。我们无法改变他们，他们也无法改变我们。我们就这么相隔两地、相安无事地共存。
新加坡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和维持一个强大的武装力量，以维护国家的主权。只要我们拥有一支能够阻吓侵略者的新加坡武装部队，就不会有人来干涉我们。
一个大马政策雷大雨小
纳吉首相提出“一个马来西亚”政策，是希望赢回他的政党在2008年大选中失去的一些华族和印族选票。然而，选民是否为之所动？马来人是否热烈欢迎“一个马来西亚”政策？他一开始或许是雄心勃勃，但政治现实也许限制了他后来的行动。他是不可能在不失去马来核心支持者下，赢得华族和印族选票的。
“一个马来西亚”这个政治口号，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我在政策推出后不久和马来西亚的华文媒体代表见面。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一开始是将之报道为一个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但后来被更正为“一个马来西亚”。
换句话说，人民共享一个马来西亚，但马来族、华族和印族种族群之间仍保有清楚的界限。这个政策是否能显著地为非土著公民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还有待观察。
民联无法摒弃马来人主义
如果说那些希望“一个马来西亚”政策能为种族关系开创新时代的人想法不切实际，那指望反对党有一天能这么做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首先，反对党联盟是不太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夺过政权。但即使它成功了，要废除马来人享有的特权，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仔细研究人民联盟（简称民联）。这是一个临时湊合起来、投机取巧的团队。它连一套稍微一致的理念也没有，仅被一个将政府拉下马的共同愿望维系着。只要它一日不掌控联邦政府，无需执行上述的多元种族政策，它就能维持表面上的团结。
然而到了紧要关头，民联将无法摒弃马来人至上主义。倘若民联真的被赋予全力推行政策的权力，这个谎言就会被拆穿，它不是被内部矛盾弄得四分五裂，就会因犹豫不决而陷入瘫痪。
联盟内以马来回教徒为主的马来西亚伊斯兰党，将在胜利中拥有绝大部分或至少足以行使否决权的议席。倘若民联想朝任何有意义的方向迈进，就会立刻遭到它的阻拦。
若是这样，马来西亚伊斯兰党就和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一样，屈服于来自马来选民的选举压力。
新马种族课题处理各异
要了解马来人特权为何在马来西亚社会根深蒂固，巫统或国阵能否继续执政不是关键。与其将巫统想成会继续执政的实体，我倒是把马来人视为将一直控制多数国会议席的阵营。
无论是哪个政党取代了巫统，成为代表马来人利益的主要政党，作风都不会和巫统相去甚远。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不仅仅是在种族课题立场不同，这些年来，我们已学会了和平共处。我们接受彼此是不同的。当我们在1965年和马来西亚分家时，两国都以英语作为共同语言。
几年后，马来西亚决定放弃英语，让学校改用马来语教学，使之成为工作语言。华人私下出资办华校。后来，政府断定人们失去使用英语的能力将不利于发展，因此又在2003年重新让学校以英文教数学和科学。
英文教数理引争议
然而，这个决定引起了马来人，尤其是来自农村人的反对，学校因此又在2009年恢复以马来语教科学和数学。当初放弃英语的决定，并非能轻易逆转的。
在新加坡，我们也保留了传承自英国的司法独立制度。在马来西亚，政府于1988年针对一些不利的判决做了一系列决定，其中包括开除首席大法官及其他高级法官，并且修改宪法削弱司法权力。
20年后，由首相阿都拉巴达威领导的政府给予那些被开除的法官或他们的家属特别赔偿金。
阿都拉自己也承认，1988年的事件是国家面对的“一次危机，而它至今仍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问答录
问：回想当初，你是否觉自己在推动建立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时力度太大了？
答：不。倘若我当时不这么推动，我们现在就是阶下囚了。
问：你过去曾经说过，身边有些人不看好新马合并，其中包括李夫人（柯玉芝）。你曾说过：“她告诉我，我们（在马来西亚）不会成功，因为巫统的马来领导人有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政治也是以种族和宗教为本的。
我回答说我们必须取得成功，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然而，她是对的。还不到两年我们就被迫脱离马来西亚。”
答：是的，但我必须放手一搏。
李光耀观天下（第3篇）--马来西亚篇： 分道扬镳 狮城命运靠自己决定
全国 2014-04-24 11:05
1959年5月31日凌晨2时45分，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51个议席中赢得43席，而我也成为新加坡第一任总理。
问：新加坡当时还有哪些其他选择？
答：另一个选择是让新加坡独立，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面对当时正在扩张势力的华文中学学生。他们很有可能胜利。可是新加坡一旦并入马来西亚，华人就会意识到自己是身在马来人的地方，而要打造一个属于华人的新加坡，是不可能的事。行得通的是塑造一个多元种族的新加坡。
问：所以这是你想要合并背后的部分打算？
答：不，这并不在我盘算之内。这是结果。我的打算是我们必须重新加入他们，以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历史上是一体的。
问：此举不是为了要消除新加坡那些华族的共产主义威胁？
答：不。若是这样，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假设我们在马来西亚被提控，而且也没有组织马来西亚团结总机构以争取建立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我们今天就会像槟城、古晋或哲斯顿（今日的亚庇）一样。他们的人不是马来族，而是杜顺族、达雅克族以及卡达山族人。
人民行动党不可能统治大马
问：一些人也提出这样的看法，认为你和人民行动党之所以涉足马来西亚，是因为有统治这整个国家的野心。
答：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马来西亚的人口结构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他们要非马来人扮演次要角色，他们有马来西亚华人公会（简称马华公会）及马来西亚印度国民大会（简称国大党）作为伙伴，协助争取马来西亚基层领袖的支持。他们能够操控沙巴和砂拉越，因为这两地的领袖是年纪尚轻的新面孔。在斗争期间，东姑为了让我出局，提议由我出任联合国代表一职。
问：新马分家的时候，报章报道说有许多新加坡人都公开庆祝。我猜想如果现在问新加坡人的话，他们还是会认为这对新加坡而言是最好的一件事，因为我们能靠自己的双手去决定自己的命运。如今你回首这段往事，尤其是考虑到新加坡之后的发展，你是否会以相当正面的态度看待它？
答：不，我们是在不得已情况下尽力而为。当时的形势对新加坡不利，他们盘算着我们会吃回头草，并接受他们所开出的条件，摒弃我们同他们以及英国人协商好的条件，而后者给予我们一些在教育和劳工方面的权利和特权。我们是马来西亚独特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州属。
问：一些专家提出的其中一个看法是，这种想维护马来人特权的渴望，是出自一种缺乏安全感的心理，因为华族和印族的人数众多。根据这样的看法，如果马来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使国家变得更单一化，他们或许就不那么感到受威胁，而更有可能愿意放弃这些特权。
答：你相信大部分人会支持要他们放弃特权的领袖吗？
大马受中东原教旨主义影响
问：在马来西亚种族比例经历改变的同时，我们还看到另一个趋势，就是它更加严格恪守回教教义了。
答：这是来自中东的一些影响造成的。
问：它能成为进步的回教国家吗？
答：你相信吗？你的“进步的回教国家”指的是什么？
问：向世界敞开国门，乐于接受新思想。
答：那他们就不戴头饰，男女彼此握手、坐在一块儿，而正在喝啤酒的非回教徒可以请教徒朋友坐在他们身边喝咖啡？
问：但比方说，它难道不能更像土耳其而不是沙地阿拉伯？相对开放，接受一些较为国际化的价值观？
答：不，它会是一个马来回教国家。从前，他们较不拘小节。如今，他们受中东国家影响，更加倾向于遵守回教的原教旨。他们过去会在晚宴上以酒招待宾客，并同宾客举杯共饮。当我在那里的时候，东姑会邀请朋友到他那里一同分享他的威士忌和白兰地。现在，他们只以糖浆代酒敬对方。
单一种族支配情况不会更好
问：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少数族群是处于优势而非劣势的。以中国为例，少数民族在申请进入大学就读时能获得额外的分数。
答：看看中国的历史是如何演变的。中国人是一个偌大的、自信的群体，他们希望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他们不强迫少数民族遵守独生子女政策，并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中国的历史背景何以同马来西亚的相提并论？
问：你曾提出，其他国家所提供的例子显示，由一个种族支配其他人或者全民同说一种语言的国家，往往较具凝聚力。当马来人口的比重变得越来越高时，这样的论点是否也适用于马来西亚的情况？马来西亚会因此变得更好吗？
答：如果你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或印度人，你认为你的情况会更好吗？
问：或许不会。但就整个国家和社会而言，这是否有可能对马来西亚更有利？
答：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你认为他们的人才都源自哪里？
问：你的观点是，他们是有潜能，却没能实现。
答：是的，当然。
金钱政治贪污不易改变
问：除了种族和宗教课题，另一个让许多人关心的是“金钱政治”和制度内贪污问题。比方说，将合同发给马来企业的政策，只让很少的马来人受益。你觉得马来西亚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答：这个我说不上来。如果能找到一群年轻、教育程度高且想要认真治国的马来人，而他们也准备同既得利益集团展开斗争，问题是有可能解决的。在每一个巫统支部，他们的领袖因手持选票而享有特权。我不太确定是否能看到改变，除非整个马来西亚经历巨大的改变。
问：说到新马关系，你认为两国有经济合作的空间吗？一个例子就是马来西亚的依斯干达特区，双方都采取务实态度，也具备经商基础。
答：我们暂且先观望一阵，看看依斯干达特区的发展如何。这是在经济领域方面的合作，而你必须记得的是，我们把钱投资在马来西亚的领土上。他们大笔一挥，就可以把整个项目从我们手中拿走。他们不太可能这么做，因为他们还想要有更多的投资。但当我们到那里投资时，我们必须了解，在那里所建起的任何房地产或建筑物，始终属于那块土地的主人。
李光耀观天下（第4篇）： 中国 ： 一个强大的中央
全国 李光耀观天下 焦点新闻 2014-04-25 13:55
李光耀：中国将希望与强国平起平坐。它毕竟不是一个新的强国，而是一个正在复兴的古老强国。我相信， 中国的愿望是要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5000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只要中央政权是强大的，这个国家就安全。如果中央虚弱了，国家就会紊乱。一个强大的中央会带来一个和平繁荣的中国。每个中国人都这样认为，这是他们从根深蒂固的历史教训中吸取的基本原则。在短期内，人们不可能背离这一原则。这种心态比共产主义的历史要长，已存在数个世纪，甚至数千年了。
西方一些人希望看到中国实现西方传统的民主，这是不可能的事。美国人认为，如果不实现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以及每隔数年更换总统和改选议会，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这是他们对世界先入为主的看法。中国人从来没有这样的传统。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拥有13亿人口、人民具有不同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国家。它将会走向自己的道路。
勾结夺农民土地
2011年秋天，广东省乌坎渔村发生了动乱。开发商与地方官员勾结夺走了农民的土地，然后取走了从出售这些土地所获得的利益。最初是在9月份，几百名受到侵害的农民举行了相对小规模的抗议。到12月份，一名参加抗议的村民在被警方拘留期间死亡，势态随之升级为大规模的反抗。数天内，近两万名村民被鼓动参与。他们将官员赶出村子，设立了路障，用简单的武器武装自己。他们要求归还农田。
虽然中国的媒体被令停止播发任何有关的消息，许多中国人还是能通过互联网和从国外媒体了解正在发生的情况。最终，广东省委副书记与抗议者会面，化解了此事。当局承认村民的要求是合法的，并将部分土地归还给村民，在抗议初期遭逮捕的村民也获得释放。随后村民举行了无记名投票的自由选举。抗议活动的一名主要组织者，获得了压倒性胜利，获选为新村长。那些希望看到中国民主改革的人，把乌坎发生的事看作是轰动的事件。
从报道上看到，在中国其他地方每天都有类似的抗议发生。有些人认为，这些事件表明中国的政权正在削弱。然而实际情况是，没有一起事件被允许发展成全国运动。乌坎事件已表明了这一点。共产党派了广东省一名省委副书记层次的官员去进行调解，就恢复了秩序。
乌坎事件得出两结论
从乌坎事件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共产党能保持它的掌控地位，在党的支持下恢复秩序。二是共产党可以运用软硬两手控制局势。在态势还没有升级前，它可派非常强大的国家安全机器制止动乱，将问题控制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它支持村民反对腐败的地方官。那种认为共产党彻底腐败的想法是过于简单了。事实上，在整个抗议过程中，乌坎村民一直小心地在横幅上表明，他们支持共产党，反对腐败的地方官。
这已是几千年来中国抗议者通常采取的策略。他们知道反对中央政权意味着必然灭亡。因此他们宣称忠于中央，同时反对地方官员的罪行。没有人敢于挑战中央，除非他们准备全面出击以掌控整个国家，但这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政治变革不尝试一人一票制度
中国能以一个重要大国再现国际舞台，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它的经济取得了不寻常的发展。其增长速度之快在4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而且在今后几十年内还可能继续。到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会将名列世界之最。中国人的变化也是显著的，从毫无生气、不求进取变为崇尚多方爱好和充满理想。
大力发展技术能力
在军事方面，中国将大力发展能展现其实力的技术和能力。现在美国人还能来到离中国海岸只有12海里的范围进行观察。最终，中国将能够把美国人推出12海里的范围。接着，它会将目标定在把美国人推出其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并阻止他们在东部沿海地区200海里的范围内从事间谍活动。
我认为，全球势力均衡正在发生变化。在今后20至30年内，中国将希望与强国平起平坐。它毕竟不是一个新的强国，而是一个正在复兴的古老强国。我相信，中国的愿望是要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随着全国各地出现的变化，中国的政治也必须变革。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永远一成不变。我在有生之年看到的最令人震惊的一件事是，苏联列宁主义制度培养了一位法律毕业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竟然断定，那是一个坏制度，应该改革。我不敢断言，这不会在中国重复发生。然而，如果你只是在选择领导人的方式上稍作改良，你将会引起下一代人的抱怨：“看，这是徒劳的，让我们解放它。”没人敢说这种事不会发生。
但是，即使这种事会发生，也不会出现一人一票的制度。将会出现的是一批领导人被另一批领导人所取代。这是缘于文化和历史的原因，中国人相信，强大的中央政权能带来和平与繁荣。一人一票制度从未在中国存在过，也绝不会带来一个繁荣的中国。他们将不会尝试这种制度。
凭什么需要革命？
在不久的将来，不管有多少乌坎事件发生，我都不会看到有任何起义会成功。中国人确实有过农民领导造反或起义的传统，但那是在生活难以忍受的情况下发生的。目前普通人民的生活正在不断改善。
他们凭什么需要革命？他们知道，一场革命可以把邓小平使中国开放取得的所有进步都毁了。对年轻的中国人来说，经济前景从没有比现在更好。生活水平每天都在提高，中国的国家地位正在加强。我不相信，他们会愿意打破现状。
被剥夺公民权的农村劳动力为数并不很多，而且没有被组织起来。他们渴望能加入城市的中产阶层，改善生活。而中产阶层却急于想进入社会的上层。在他们设法进入新阶层并稳固地位后，就有可能要求更多的透明度，要求在国家治理方面有更多的话语权，但是这可能是若干年后的事。总之，目前的制度需要逐渐演变，但还没有到崩溃的边缘。
监督审查网络通讯
外界不应低估了中央政府在维持其权力和控制局势方面的意志。
掌握情况且超前认知的中央政府密切关注局势，愿意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互联网、苹果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等现代科技的出现，毫无疑问给政府的工作增加了困难。因为它同时还允许人们互相交流，小群体可汇集成更大群体。
但是，政府对这方面的控制丝毫没有减弱。中国政府雇用了一大批人来监督和审查网络通讯空间。
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愿意使用那么多的人力来控制信息的流通。尽管一些网民想方设法走过中国大防火墙，但总的来说当局采取的措施还是奏效的，对网上活动有严格的控制。审查制度使网民很难进行鼓动和组织，安全部门将制止任何企图钻空子的行为。
反腐斗争关乎存亡
考虑上述情况，在今年10年至20年，我们预计中国的政治改革会是什么样的呢？
他们可能会非常小心地朝着更多参与式的政府发展。一些村子和部分低层次立法机构已实现直接选举，不排除中国会逐步扩大直选范围的可能。但他们将采取试验性的、逐步扩大的方式，避开会带来不可预料结果的自由选举。只要能维持局势的全面控制，他们会允许进行一些尝试。归根结底，他们还没有面临要进行大胆改革的强大压力或强烈动机。
中国共产党现在热衷于探索党内民主，第17次党代会比第16次要开放多了。在部分党内最高职位的候选名单中，有了更多的选择。过去，最高领导人如毛泽东、邓小平可以确定他们的接班人，但胡锦涛办不到。
党内民主也可以扩大到这个制度的其他方面。可做的一方面是允许经党批准的省市级候选人举行有控制的竞选。先让三四名可靠的人竞选一个重要职位，告诫他们只有赢得民众支持，才有可能被任命。
体制特色的弱点
当然，有些事情是会非常缓慢地改变的，有时变化是很微小的。我认为，他们不会对国家几乎所有方面放弃全面彻底的控制。腐败、缺乏法制和治理制度可能会继续成为中国体制的特色，这些都是明显的弱点。
腐败在早期是地方性的，但在中国进入市场改革后，由于部长及政府官员的薪水与社会上那些迅速致富的人相比很微薄，腐败现象就快速蔓延。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人际关系，什么事也办不成。人们按照对方地位的高低，赠送不同的礼物，以此来发展关系。
所有的人都想与职位高的人发展关系。高职位的官员想与更高职位的人建立关系。如果你是我的上司，对我施加过分的压力，我可以设法通过与你的拉上关系，这是解决纷争的一种途径。共产党称反腐斗争为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
中共能控制腐败吧？党的最高领导人可以试图保持清廉。但《纽约时报》2012年11月11日报道了温家宝的家属拥有27亿美元的资产。
我认为，他们无法控制地方上的腐败。腐败不会使这个制度垮台，但会阻碍它有效地运转。关系能决定升职或任命，还可以影响政策的执行，也使这个国家不可能得到最理想的发展。
此外，做事少理法律或治理制度，是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在新加坡，我们已接受必须像西方那样，由立法机构决定法律的措辞，再由独立的法院和法官确定这些字句的含义。
国会可以批准任何法律，一旦法律获得通过，如果出现分歧，你不可能回到国会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只能找法官，他会说：“根据在已被广泛接受的判例基础上确定的文件诠释规则，我向你进行如下解释。”
根本性的思维改变
中国人还没有接受这一观念。同样地他们也还没有接受签署协议是不可更改的观念。在他们看来，签署一份协议只是长期友谊的开始。作为朋友，你们必须不时地商量，你们之中谁是否多挣了钱，谁是否需要掏出更多的钱。
这种含糊不清的概念还反映在他们对制度的看法上。在中国，人大于制度。因此，你可以当国家主席，但是如果没有军队的支持，你这个国家主席就大不一样。但在新加坡、英国、欧洲或美国，如果你是总统或总理，军队领导人自动地接受你的命令，因为制度大于人。
中国能否像新加坡那样（暂不提美国）确立法律和治理制度呢？这可不是那么容易。这需要政府和人民在思维方式上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鉴于他们在文化和历史中缺乏这些概念，人们不得不发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
相反地，我看到他们在没有法律和治理制度的前提下制定他们的制度，进行各种可能的组合。由于受到这些方面的限制，中国绝对不可能发挥我所说的最大能量，即进入不断稳步发展的理想状态。
中国将发展其制度和体制，但完全是中国式的。不管他们的改革会发展成怎样，有一点不会改变：他们将维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
李光耀观天下（第5篇）： 韬光养晦 不露锋芒，保持谦逊
全国 李光耀观天下 焦点新闻 2014-04-26 13:43
1978年11月12日：在巴耶巴机场迎接对新加坡作3天访问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
习近平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用中国的话说是“大气”，与之相反的是“小气”，他绝不是胸襟狭隘。他考虑问题很有深度，不愿炫耀才华。他没有江泽民那样随和，也不像胡锦涛那样拘谨。他显得很庄重，这是给我的一第一个印象。再考虑到他曾受过困苦磨难，1969年他作为一个年轻人被发配到陕西省的农村生活。他从不抱怨或发牢骚，努力工作，慢慢地证明自己。我将他列为纳尔逊?曼德拉一级的人物。
前4位最高领导人都留下了各自独特的印象。毛泽东留下的是不断革命，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江泽民是巩固发展，胡锦涛是和谐社会，特别是减少贫富差距。习将留下什么遗产呢？
邓小平
改革开放向外学习
中国幸亏有了邓小平，扭转了国家发展的方向。
1978年他在访问曼谷和吉隆坡后，来到新加坡。他希望我们一起阻止越南进攻柬埔寨，如果越南进攻柬埔寨，就挫败它。我认为那次访问使他开了眼界。他原本预料将看到3个落后的首都。因为这3个国家都是穷国。然而，他看到的3个首都全都超越了当时中国任何一座城市。他在新加坡访问了大约4天。当他的专机在机场关闭机舱门时，我对同僚说：“那些向他介绍情况的人将要挨揍，因为他看到新加坡跟他们所介绍的完全不同。”给他介绍情况的一定是来自这里的共产党同情者，那是带偏见的介绍。
他在晚宴上向我祝贺，我问他祝贺什么。
他说：“你们有一座美丽的城市，一座花园城市。”我向他表示感谢，但补充道：“你们完全可以做得比我们更好，因为我们是中国南方没有土地的农民后代。你们有学者，有科学家，有专家。你们将比我们做得更好。”他没有回答我，只是用锐利的目光看着我，随后继续转向另一个话题。那是在1978年。
特别向新加坡学习
1992年邓小平南下广东，在著名的南巡中，敦促领导层继续改革开放。他说：“向世界学习，特别要向新加坡学习，要做得比他们更好。”我对自己说：“噢，他没有忘记我对他说的话。”事实上，他们是可以做得比我们更好。
邓在新加坡看到，一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小岛通过引进外国资本、管理、技术，能够给人民创造美好的生活。他回返中国后说服人民需要向世界开放经济。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始兴旺的时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中国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头去。
江泽民
坚定完成现代化计划
江泽民是邓小平选拔的接班人。
1989年发生天安门事件时，他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平息了上海类似的骚乱。他是将邓倡导的现代化计划视为其目标的一位坚定的领导。他给我的印象是热情、友好。他会大声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他抓住我的手臂说：“你认为美国人对我们是怎么看的？”这当然是在他们与美国人建立良好关系之前。他们现在不需要问我了。
胡锦涛
外表慈祥个性坚强
我认为胡锦涛是一位整合者。在他执政期间，也许做了一两项根本性的改变。但是，面临农村人口往城市迁移、收入差距扩大等多项挑战，他须要进行整合的问题很多。他给我的印象是沉着、思考缜密。他不张扬，记忆力很强，对面临的所有事物都进行仔细的研究。在他掌权中央后不久，在处理沙斯危机时最初出现了失误。但是，当他发现这对经济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时，就全力以赴处理这个问题，包括从未有过的撤销了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职务。这显示了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坚毅的领导。毕竟胡能成为中央核心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曾平息了西藏的叛乱。
我认为在他温和、慈祥的外表下有坚强的个性。
习近平
军方背景利于影响力
现在很难预言习近平在掌政的10年中，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会留下什么样的遗产。中国领导人在上台前绝不会宣布他今后的计划，他们情愿保持低调。中国正处在面临许多国内挑战的关键阶段，他希望集中精力处理这些问题。
此外，许多方面还取决于他突然遇到的外部突发事件。当你面临未预料到的严峻问题，再好的计划也会失败。然而，我相信他会沉着应对，不会惊慌失措。他是有影响力的，我相信他会得到党的支持。他的军方背景也有利于他对军队发挥影响力。
他的外交政策将受到密切关注，中国的崛起无论在西方还是亚洲都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惊恐。一个强大的中国给环球社会带来许多益处，如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正在不断增加。但是，中国的邻国开始对这位已睡醒的巨人采取更为独断的外交政策予以关注。
美国也正在感受到，如果不是在全球，肯定也是在亚太地区，其优越地位受到了强烈挑战。
存在两种观点
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相信中国再三的承诺，即它只寻求和平崛起，绝不称霸。对此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中国会悄悄地成为强国，悄悄地扩大其影响，不会盛气凌人；另一种看法是他们会炫耀实力，对所有的人进行恫吓。我认为，他们将选择前者，但同时增强实力。
邓小平认为，中国在逐步强大时应当保持低姿态。他主张不露锋芒，保持谦逊，即中国人所说的“韬光养晦”。
中国人懂得，他们还需要30至40年和平时期才能赶上世界其他国家。他们已得出结论，如果他们坚持发展方向，避免惹怒现有大国，与所有的人交朋友，只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这将给他们留出空间，去处理国内问题，继续发展经济。
他们还注意到，必须避免重蹈日本和德国曾走过的老路。当时德国和日本的兴起导致他们各自在欧亚争夺权力、影响力和资源。这场竞争引发了20世纪两场可怕的战争，最终导致这两个国家的崛起终止。如果中国卷入一场战争，将面临内扰、冲突和动乱的危险，可能再次陷入长期沉沦。因此，对中国人来说，理智的考虑是：“我们已经用了这么长时间等待这个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机会。为什么要匆忙做出不利于逐步崛起的事呢？”
不代表让步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中国每次与别国发生争端时都只是让步。随着力量对比的变化，中国将有更多表达喜恶的自由。如前外长杨洁篪所说，凡是关系到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国必须坚持自己的主张。中国在亚洲最密切的邻居都已体会到这一点。
在2008年，越南把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石油开采权发给美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埃克森美孚公司。中国海军要该公司离开这里。中国政府也表明，如果这笔交易还要继续，将危及埃克森美孚公司在中国的生意。由于美国海军不在那里，不能帮助他们坚持自己的权利，该公司只得撤出。
国力增强尊重利益
最近，就在2010年，还发生日本扣押了一名中国渔船的船长。他的拖网渔船在有争议的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外与日本巡逻艇相撞，日本起初要按日本法律起诉那名船长，但最终屈从于中国强大的压力，决定予以释放。这个事件表明，力量对比格局已发生了多大变化。
中国人不再消极
日本人现在面对的是一个面积相当于它十倍的中国，而不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可以侵略、几乎要占领的中国。日本方面的屈从只是接受了现实。他们明白，他们是在跟一个有组织、纪律严明的中国打交道，不是跟军阀，而是跟一个可以果断地采取行动的中央政府打交道。
因此，这些年来，你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国人不再消极，他们在积极地维护自己的声索权利，并将继续这样做。中国人知道，在这个地区他们是老大，随着其国力增强，中国可以期待邻国能更加尊重他们的利益。
美国人在亚太地区保持显著的力量，以平衡中国，这符合包括亚细安（东盟）各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利益，如果没有美国的制衡，亚洲小国就没有回旋的余地。当你有两棵树，而不是一棵树时，你可以选择在任何一棵树下遮阳。对美国来说，留在太平洋也是重要的，因为如果美国在这里失去了优势，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也会失去。
中美竞争继续
中美之间为争夺这个地区主导地位的竞争早已在进行，还将继续到21世纪的后期。到那时，美中关系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九一一事件后的几年里，美国陷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国能够悄悄地加强它在这个地区的利益，与亚细安加深关系，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当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在10年前建议成立中国---亚细安自由贸易区时，亚细安国家政府都感到吃惊，因为我们以为，中国不愿意通过双边和地区自由贸易协定将其经济进一步开放。这是中国方面为了与亚细安发展强大的经济关系而采取的一项战略行动，从而使亚细安把中国的发展看作是机会，而不是威胁。
美中危机：台独
一些学者根据历史先例预言，当一个大国崛起时，现有的超级大国会视为对其优势的威胁，两者之间的军事冲突即使不是说无可避免的，也极有可能发生。就中美而言，我并不赞同他们的看法，这不符合两国的愿望，他们都不想在战场上对抗。两国都有核武库，他们都明白会引发巨大灾难性的后果。
美国准备打仗？
美中两国间会出现的最大危机是在台湾问题上。但是我认为，美国不会为了维护台湾的独立与中国交战，这得不偿失。你可以交战并赢得第一回合，但美国人是否准备打仗、打仗、再打仗？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是否最终准备付出中国愿意付出的代价？请记住，没有一位中国领导人会继续掌权，如果台湾在他执政期间失去。
因此，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即使中国在第一轮打输了，也会返回来打第二轮、第三轮、第四轮，不断地打，直至胜利，这对美国来说不值得。台湾方面即使现在还没明白，以后也会明白了。马英九的口号“不统、不独、不武”，即不实现统一，不搞独立，不使用武力。这表明他已多半意识到这一点。关键的说法是不搞独立，因为毫无疑问，台湾一旦宣布独立，中国就会以武力收复这个岛屿。
统一乃时间问题
台湾与大陆的重新统一是时间的问题，这是任何国家无法阻挡的。事实上，台湾的国际命运早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就被确定了。当时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和大元帅蒋介石就台湾回归中国达成了协议。当李登辉当总统时，他发起台湾化进程，强调该岛脱离中国。但是这不会改变最终统一的结果，这样做只能使台湾人在重新统一实际发生时会更加痛苦。经济将会解决这个问题，逐步和不可阻挡的经济整合将把这两个社会连接在一起。中国将认识到没有使用武力的必要。
双方的经济关系在马总统上台后一直在发展，在今后4年内还将继续发展。在国民党统治8年后，假设民进党上台，要改变政策，台湾的农场主和工业家将会感到痛苦，民进党就会在下届或再下届选举中落选。两岸不断发展的互相依赖关系将会使台湾无法实现独立。
李光耀观天下（第7篇）： 平衡变制衡 掀起轩然大波
全国 李光耀观天下 焦点新闻 2014-04-28 10:58
李光耀：“历史显示能讲英语并与世界沟通的能力，已成为新加坡的成长故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取自网络图）
对于美国的存在，新加坡是相当自在的。我们不知道中国是否会变得更傲慢或武断。
2009年，我以英语提出了必须平衡中国的看法，但平衡一词在中国却被翻译成了“制衡”，结果在中国网络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当地网民质问我身为华人，竟然提出这样的观点。他们非常敏感，即使我指出我从没说过“制衡”，他们的怒气仍无法平息。这显示在崭露头角的是一股未成熟的力量。
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新加坡的总体战略是确保即使搭上中国非凡的经济增长列车，也不切割同世界其他国家的联系，尤其是美国。新加坡对美国依然重要。我们处于一个群岛中心的战略位置，而如果美国想保持在亚太区域的影响力，它就不能忽略本区域。即使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日益加强，它也不能阻止我们同美国保持强韧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安全关系。中国知道它越向东南亚国家施压，就越会把这些国家推向美国。如果中国有意像美国那样，把新加坡当作其军舰的停靠港，我们无任欢迎。
不过，我们不会选边站，接待一方踢开另一方。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我们可以继续采取这个立场。
通过语言与世界联系
我们也通过语言与世界各地保持联系。很幸运的，过去统治新加坡的是英国，它留下的是英语。假如新加坡如越南那样是由法国统治，我们就必须忘掉法语，再去学习英语以便同世界接轨，那肯定是个非常痛苦和艰难的转变。
新加坡于1965年独立时，中华总商会的一组代表向我游说，希望将华语选为国语。我对他们说：“你得先把我打倒。”将近50年过去了，历史显示能讲英语并与世界沟通的能力，已成为新加坡的成长故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英语是国际社会的语言，大英帝国将英语传播到世界各地，所以当美国接手时，世界过渡到美式英语是相对顺利的。对美国而言，全球有那么多人懂得他们的语言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随着中国持续崛起，新加坡或许要提升学校的华文水平，以便我们的学生日后若选择到中国工作或做生意，具有一定的优势。不过，华语仍会是第二语言，因为即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越美国，它也无法给我们带来我们今天所享有的生活水平。中国对我们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不到20%。
维持新加坡发展，并为我们带来繁荣的不只是美国，也包括世界其他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澳洲等等。这些国家做生意是用英语，不是华语。
未来无论什么时候，如果我们考虑将华语定为工作语言，那将是愚蠢的。现在，就连中国人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在疯狂地学习英语。
最终的较量
美国并没在逐渐式微。因为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拖拉又凌乱的军事占领，以及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使它的声誉遭受了打击。但是，具洞察力的历史学家会指出，目前看似变弱又疲惫的美国曾经从更为严峻的局面中回弹。
在人们的记忆里，它面对过不少艰巨的考验和挑战：大萧条、越南战争、战后迅速崛起的工业强国日本和德国。每一次，它都能重拾意志和毅力去恢复其领先的地位。美国最终会克服困难，未来也将是如此。
美国的成功在于它活力十足的经济，而这活力的来源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能力，不仅能以更少资源去实现同等的产出，还能不断创新，创造出很快被世界认为有用、可取的全新商品和服务。
苹果手机、苹果平板电脑、微软、互联网---这些都是在美国而非其他地方创造的。
与美国相比，中国有才华的人更多，可是他们为什么就没能有类似的发明？显然的，他们缺乏美国人所拥有的火花。而这点火花，意味着美国人能够不时想出可改变游戏规则的新发明，使这个国家又走在前沿。
美国衰退需长时间
即使衰退论者是对的，美国确实正在走下坡，但人们必须记住一件事，即它是一个大国，衰退将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如果新加坡是一个大国，我就不会那么担心我们是不是采取了错误的政策，因为弊端会很慢才显现出来。然而，我们只是个小国，一旦错了，就会在短时间内带来灾难性后果。
反观美国就像一艘大邮轮，它不会如小艇那样，说转身就转身。但我认为衰退论者是错的，美国衰退的可能性不大。相对于中国，它可能变得不那么强大。它在西太平洋发挥的影响力可能会受影响，它也可能在数量和国内生产总值上不敌中国，但是美国人的关键优势，即它的活力不会消失。
至今为止，美国社会还是更富有创造力。
事实上，美国人针对国家是否衰退正在进行辩论，这本身就是一个健康迹象，显示他们没骄傲自满。
李光耀观天下（第8篇）--美国篇： 帮助人才圆梦
全国 李光耀观天下 焦点新闻 2014-04-29 14:33
2009年10月27日；在华盛顿领取美国亚细安商业理事会首次颁发的终身成就奖之前，与老朋友基辛格见面。
我为什么相信美国就长远而言会成功？
首先，美国社会比过去任何时候的中国更具吸引力。美国每年引进成千上万的聪明且不安于现状的移民到那里定居，并在各个领域中取得成功。这些移民通常更富创新精神，而且敢于冒险，否则他们就不会离乡背井去另一个国家。
移民源源不断带来新点子，为美国社会带来一种激情，一种你在中国找不到的兴奋。要是少了这些移民，美国就不可能那么成功。过去几个世纪，美国吸引了来自欧洲的顶尖人才。今天，它吸引的是亚洲人---印度人、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甚至东南亚人。由于美国能接受这些移民，帮助他们融入，并为他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去实现美国梦，这些不断被吸引进来的人才也反过来协助这个国家去创造新技术、新产品和新经商方法。
美国会留住人才
中国和其他国家最终得按照国情去采用美国吸引人才的部分模式。它们将不得不四处寻找人才，以建立本身的企业。这是最终的较量。在这个时代，大国之间已不会再进行军事较量，因为它们知道这么做，只会摧毁彼此。
不过，经济和技术上的竞争还是有的，在这些竞赛中，人才是关键。
美国是一个会吸引并留住人才的社会。它已经吸收了亚洲最优秀的人才。看看美国的银行和大学里的印度人数量，例如花旗银行的前首席执行官潘伟迪（Vikram Pandit）。一些新加坡人到美国深造后也选择留在那里。这就是为什么我更倾向于把奖学金得主送到英国留学，因为我肯定他们会回来。在英国，你不会想要留下，因为那里不欢迎你，而且那里的经济较没活力，就业机会较少。
奋斗50年学华语
在吸引人才方面，中国不那么有效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语言。比起英语，华语是一门更难掌握的语言。除非一个人从小就学习，否则讲华语是非常困难的。华语是单音节的语言，每一个字都有4个或5个音调。要是你不通晓华语，沟通就成了问题，进而形成一个巨大的障碍。
我是以个人经验得出这个结论的。为了学华语，我奋斗了50年。今天我虽然能讲华语，并以汉语拼音书写，但我始终无法掌握地道的华语，而这不是愿不愿意尝试的问题。
即使中国在未来成为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强国，也不会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华语是一门非常难学的语言。除了华人和成为中国问题专家的欧美人士，又有多少人去了中国，在那里落户、做生意？
中国尝试通过在全球设立孔子学院以推广他们的语言，但是成效顶多只能算差强人意。
人们还是去英国文化协会和美国的机构，美国政府什么也不必做。美国曾经开设过新闻处，但这后来也关了，因为根本没这个必要。市场上早就有大量的出版物、电视节目和电影在发挥这个功能。因此在软实力方面，中国将无法取胜。
不会墨守成规
美国竞争力的另一来源，是有许多遍布全国各地并相互竞争的卓越中心。东岸有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西岸有伯克利、旧金山；中部有芝加哥和得克萨斯。
这些中心十分多元化并会互相挑战，不会墨守成规。
得州人发现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后，身为得州人的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就试图在休斯敦建立一个可挑战波士顿或纽约的中心。另一个例子是曾担任美国驻新加坡和中国的前大使洪博培，他是我的私交。
他的家族有前列腺癌病史，他在继承父亲的财富后，就把研究前列腺癌的最优秀科学家带到他的家乡犹他州，以研究这种病。
每个中心都认为本身能媲美其他中心，它所需要的是资金和人才，而这些都是可以募集的。没有人会认为必须以华盛顿或纽约马首是瞻。如果你有钱，就可以建立另一个中心。
正因为如此，美国社会有一定的多元性，其竞争精神可以不断产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新思路和新产品。
不可标新立异
中国采取的当然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套方式。中国人相信的是当中央强大时，中国就会繁荣。这里有一种必须合乎习惯的态度，要求每个人都遵从于一个单一中心，要求人们不可标新立异。在这方面，就连英国和法国也无法比拟美国。在法国，所有的聪明人都进了精英学府。在英国则是牛津与剑桥。这些国家相对小、密集，因此更为相同。
精采语录：
美国是一个会吸引并留住人才的社会。它已经吸收了亚洲最优秀的人才。看看美国的银行和大学里的印度人数量，例如花旗银行的前首席执行官潘伟迪（Vikram Pandit）。一些新加坡人到美国深造后也选择留在那里。
李光耀观天下（第9篇）--美国篇： 陷入困境但优势仍在
全国 李光耀观天下 焦点新闻 2014-04-30 12:49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美国工业的领先地位被新兴经济强国日本和德国反超了，这包括电子业、钢铁业、石化业和汽车业。这些都是重要的制造行业，雇用很多工人，包括有工会代表的蓝领工人。
在一些欧洲国家，工会透过威胁将采取会造成严重短期损失的工业行动，去抵制劳动力市场改革。但是在美国，情况恰恰相反。企业可以作出艰难却有必要的改变，他们精简人手、裁退员工，并透过采用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科技去提高生产力。美国经济因此重整旗鼓了。帮助企业优化信息技术系统的新业务成立，包括微软、思科和甲骨文。
欣赏创业活力
经过一段痛苦的调整，企业能够创造新的且待遇更好的工作。对于能在中国、印度和东欧代工的旧型工作，他们毫不留恋。他们预见的未来，是在一个不通过生产部件或汽车，而是以脑力、想象力、艺术、知识和知识产权去创造财富的世界。美国因此后来居上，重夺世界增长最快的发达经济体的地位。我很欣赏美国人创业的活力。
到今天，你还是看得到这样的情况。美国的制度更精简，更有竞争力；美国人提交更多的专利。他们总是在努力创造新事物，或改善事情的做法。当然，这是要付出代价的。
美国失业率的波动像溜溜球（yoyo）一样大起大落，经济不景气时，失业率达8%至10%是再寻常不过的。如此发展的后果是一个底层阶级逐渐形成。在纽约市美丽商店橱窗前，人们可以随处看到躺在人行道上无家可归的美国人，除了蔽体的衣物和当睡垫的纸皮，他们一无所有。一些人---包括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严厉谴责美国社会贫富悬殊的鸿沟。
这个事态可以接受吗？这由不得我来评论。一些宗教和慈善团体设法济贫，包括为失业者设立施食处。然而，你不能期望鱼与熊掌兼得。要是你希望拥有如美国目前那样的竞争力，就避免不了贫富差距的产生，以及底层阶级的形成。要是你选择的是如欧洲在二战后那样的福利社会，活力自然减弱。
没有阶级障碍
最后，美国拥有一种颂扬勇于出去闯天下者的文化。他们如果成功了，就会被视为优秀的企业家，受人钦佩并获得应得的社会地位和认可。如果失败了，就当作是很自然的中间阶段，是通往终极成功的必要过程。所以他们会振作起来，重新开始。这种文化有别于英国文化。在英国这个比较静态的社会里，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所处的身分地位。
在这方面，英国深具欧洲特色。英国人有过不少伟大发明---蒸汽机、纺织机和电动马达，他们赢过许多诺贝尔科学奖。但是他们的发明很少成功地被开发成商业项目。为什么会这样呢？跨越两个多世纪的帝国造就了一个崇敬旧富豪和地主阶级的社会，暴发户受到鄙视。
相反的，美国是一个新垦社会，没有阶级障碍，每个人都颂扬起家致富，都想发财，从而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冲劲去创业生财。在美国企业里，年轻人往往在会议上有更大的发言权，而他们洋溢的生气会被疏导以帮助公司变得更具创造力。
债务问题
与一些欧元区国家相比，美国的债务和赤字问题看起来相对轻微。它的处境之所以比较好，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这意味着美国享有比其他国家低许多的借贷成本。但由于消费方向错误，情况已不容它自满。如果不采取措施改革现行制度，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成本在30年内将变得难以承受，这可能导致美国政府失去自由支配政府开支的自主性。
政治僵局骇人
如果美国领导人选择无限期地袖手旁观，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信心终将崩溃。对世界各地的观察员而言，美国2011年针对债务上限和削减赤字的政治僵局极为骇人。美国需要马上吞下苦药以解决问题，但是它拒绝接受，而国会和总统对此也无法达成共识。每一方目光所及之处，是下一届选举而不是对美国的长远后果。
这个问题令人担忧，但我认为不是无法解决的。
双方都知道要是没有解决方案，整个国家的发展将受阻，甚至可能陷入衰退。美国选民有足够的理性去认清问题，无论是现任还是未来的另一个总统，将发挥带头作用，而国会对美国的未来也将达成某种协议，而不只是关注政治上的得分。
教育最大挑战
或许，这个情况要在美国总统步入第二个任期，不必再担心连任问题时才会出现。不管怎样，现阶段可被视为是个暂时的阶段。到紧要关头时，当国家利益和安全受到威胁时，民主党和共和党会团结起来解决问题。因此，我不会太关注目前的政治争论，这不会有长期后果。
然而，美国有其他会产生长远后果的严重问题，而这些问题却没得到应有的政治辩论。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教育。
精采语录：美国是一个新垦社会，没有阶级障碍，每个人都颂扬起家致富，都想发财，从而形成一股强有力的冲劲去创业生财。在美国企业里，年轻人往往在会议上有更大的发言权，而他们洋溢的生气会被疏导以帮助公司变得更具创造力。
李光耀观天下（第10篇）--美国篇（完结篇）： 永远相信明天会更好
全国 李光耀观天下 焦点新闻 2014-05-03 11:09
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美国，就为了进入当地的高等学府，因为它们是最好的。入读哈佛或斯坦福或普林斯顿，已经成为世界各个角落数百万年轻学生和家长的梦想。但是，美国需要培育的不仅仅是顶尖的科学家、学者、专业人员和实业家，它还需要不断培育底层的人，因为在任何经济中，大部分工人是由中层的人才组成。
有精英大学是好事，但是你不能同时在中小学产生一批批文盲或接近文盲的学生。美国教育的可能失败之处，正体现在这一群学生之中，它忽视了基础教育和技术教育。在一些公立学校，为数不多的政府拨款在金融危机期间进一步削减，至今仍未恢复。有人认为财政吃紧，意味着拨款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恢复。削减拨款的影响不会在未来一两个选举周期中显现，但对美国的竞争力却有长远的影响。问题的部分原因是，教育是个别州政府而非联邦政府的责任。所以，你必须说服50个不同的州政府振作起来，你不能直接从华盛顿指示它们。我明白美国人怀疑中央控制地方事务的历史原因，但在教育方面，这已成了这个制度的一大缺陷。
美国社会的乐观主义
困扰美国的问题还包括：全国性基础设施需要提升；阶级鸿沟越来越大；种族歧视的根深蒂固；以及过分依赖金钱，而且是如此让人精疲力竭的选举过程，导致不少原本会考虑为国家服务的人才失去兴趣。撇开空话不谈，美国人从根本上相信明天会更好。这说明他们为何会倾向于消费、借贷，再消费。
中国人和日本人却总是认为随时可能发生地震或其他灾难，所以觉得有必要储蓄以未雨绸缪。我很佩服美国社会的乐观主义：他们乐于尝试的生活态度；认为只要有了相关资源，每一个问题都可以解决；以及什么东西都可以分解、分析和重新定义。
我所认知的美国
我在1962年第一次访问美国，那是在二战结束后没多久。欧洲的经济正处于半崩溃的状态，英国的实力在下降而中国还未振兴，美国成了占据支配地位的强国。两个国家都是英语系国家，所以移交过程相当顺利，没有多大的争执，也没有多大的裂痕。英国明白它大势已去。美国出手将它从德国威胁中救出，它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失去帝国和土地，它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和土地不是交出去，就是变卖了以购买二手军舰去守卫它物资补给须途经的大西洋。因此英国意识到本身已式微这个事实，也没去挑战美国的至高无上地位。
现在的差别是，美国绝不会如此轻易接受中国也登上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美国看得出崛起中的中国，是一个很难围堵的潜在对手。到203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得超越美国，而且其军事力量也足以防止美国称霸西太平洋。这将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
日本不想与中国交恶
德国当年在欧洲发动战争以挑战世界秩序时，英国连同美国阻挡了它进一步前进。然而，即使在日本的帮助下，美国这次是否能同样阻拦中国崛起？我不能肯定。日本人不会想与中国交恶，从此成为它的死敌。如果我是日本人，看到我1亿3000万人民就住在13亿中国人旁边，我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与它为敌？”
而且，中国欢迎日本和韩国商人到中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在经济上以廉价的生产要素和巨大市场吸引他们。美国可能还不必如此妥协，与中国“共生共荣”。即使日韩在经济上依靠中国，它们也会想要维持与美国的安全关系。
帮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
中美关系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大巨头之间的和平与合作将给亚洲带来稳定。
由于两国都拥有核武，交战的可能性非常小。因为一旦开始有了冲突，无论在哪个层面，冲突都可能升级，而处于下风的一方为了将损失降至最低，最终必将诉诸核武，这将是末日的前兆。所以即使是很小的冲突，双方都必须竭尽所能加以避免。美国不会停止改善其军事技术，与此同时它应尽量鼓励和帮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并在形国际秩序中发挥作用。这样，中国才会认为接受它作为全球公民的义务是值得的。
在九一一之后，美国十分不明智地进入阿富汗并试图建立一个国家，却忽略了它过去三四十年都不是一个国家的事实。奥巴马总统现在打算在2014年底前将部队撤出阿富汗。他应尽快撤兵，因为阿富汗的问题永远无望解决。
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是出于一片善意出兵伊拉克。但是，当美国宣布什望将伊拉克民主化时，我倒吸了一口气，那是多么傲慢自大的想法。美国希望在伊拉克重新建立一个政府，并将这个古老民族民主化。前者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后者是根本不可能。
美国人太过自信
在这方面，中国的外交政策方针更为明智。
他们不认为改变别人的制度关他们的事。制度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去应对，并尽量从中获取好处，而不把自己套牢。
美国人的问题是，他们带着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制度的想法介入，结果是一次又一次证明他们错了，他们没有改变世界。他们可能可以改变斐济、瓦努阿图这些新兴且文明未深的社会，并且可以透过如基督教来征服它们。但是他们可以改变中国或印度吗？它们可是有本身的古老传统的国家。
精采语录：我很佩服美国社会的乐观主义：他们乐于尝试的生活态度；认为只要有了相关资源，每一个问题都可以解决；以及什么东西都可以分解、分析和重新定义。
李光耀观天下（第11篇）--新加坡篇： 处在十字路口
全国 李光耀观天下 焦点新闻 2014-05-03 11:45
政治
像2011年5月全国大选那样的结果，迟早会发生的。人民行动党（简称：行动党）的全国平均得票率只达60.1%，丢失6个议席，这是自1965年独立以来最糟的成绩。行动党在历届大选中几乎囊括所有议席的局面，终究无法长久持续。之前的一代人，在建国时代长大，体会了生活水准怎么从低点大幅跃升。渐渐地，提升的速度会放缓，能见度也不再那么凭着的是一套与父母辈或祖父母辈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与权衡标准。
当然，2011年5月大选也受到好些短期因素所困扰，让整个局面对行动党不利。例如，工人党领袖刘程强决定离开后港旧巢转战阿裕尼集选区，以及政府推行的一些政策引起民间不满。再怎么样都好，输掉一整个集选区（注①）的结果，迟早都得面对。
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这得取决于行动党如何因应大环境的改变，选民又会怎么作抉择。万事难料，唯有一事我敢肯定：如果新加坡最终决定走向两党制，我们将注定平庸。我们如果对自己说：“没关系，就甘于当一个普通的城市吧，为什么非得要处处比其他城市或其他国家做得更好？”那么，我们将失去光芒，沦为一颗黯淡的小红点。如果新加坡真的走上这条路，我会为它感到十分惋惜。
我在2012年8月22日收到一张感谢卡，写卡人是个新加坡人，名叫欧阳坚海（译音）。看他那隽秀优雅的草书笔迹，想必至少是50来岁的人。现在的年轻人多半会选择打字，即便是写，也无法写出一手漂亮的字。
这位欧阳先生是这么写的：“您的伟大领导与卓绝贡献，让我们国家在这么多年里享有和平、快乐、进步、繁荣、团结、安全，我们一家也从中受惠，非常感谢！我们要由衷祝福您，尊敬的先生，祝您平安快乐、睿智常在、延年益寿，来年一切顺利！但愿我们亲爱的国家能继续幸福美满，继续受到护佑。上帝保佑您。”
年轻选民看法不一样
我成段引述感谢卡上的留言，是为了突显新旧两代人在观念上的落差是何等巨大，从早一辈人，包括这位写卡人、他的同辈、前辈，到把所有成就都视为理所当然的年轻一代。欧阳先生这一代人，见证了新加坡怎么历经艰辛困苦，从动荡不安的60年代发展到今天，已是一个繁荣兴盛有活力的国际大都会，足以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创造待遇优厚的工作。
许多年长一辈新加坡人的居住环境也从简陋的棚屋提升到高耸住屋，拥有一切舒适方便的现代设施，四周邻里安全稳妥。他们更能充分体会这个国家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又面对哪些脆弱性---我们是怎么努力才建立起今日成就，又必须怎么做才能继续取得成功。然而年轻选民的看法不一样。打从一生下来，他们身处的新加坡，就是一个已经在各个方面尽善尽美的国家，他们看到的体制，不断地在维持稳定、创造财富。年轻一代会问：“奇迹到底在哪里？”
以压倒性胜利执政
行动党过去几十年来得以持续在大选中大获全胜或近乎横扫所有国会议席，正因为年长一辈选民占了大多数。
1959年至1990年我担任总理期间，随着经济惊人的发展，每个人也看到他所分享的成果，行动党因此在人民的拥护下一再地在大选中以压倒性胜利重新执政。
1990年至2004年间吴作栋接任，情况也一样。但渐渐地，潮势逼近巅峰，要以让选民足以感受得到的方式超越巅峰，变得越来越困难。大多数年长的新加坡人还是愿意继续支持行动党，毕竟对早年的新加坡他们仍然记忆犹新，也能体会到即便有了成熟完善的经济体制，良好治国还是很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但年轻人可不这么想，他们会以为今日的成就是稳固牢靠的。
选民结构改变的趋势，正毫不留情地冲击着我们。
2001年，吴作栋最后一次领军的大选，行动党取得压倒性胜利，总得票率75%，仅输掉两席。那届大选的选民当中，独立前的选民人数相对于独立后选民人数，比例是二比一。到了2011年大选，这个比例倒了过来，51对49，以1965年后出世的选民居多。那届大选，行动党总得票率跌至60%，反对党赢得6个议席。
两大不利因素
当然，也不应忽略了每届大选存在的直接因素。以上述两届大选而言，这些直接因素尤其重要。
2001年，美国九一一事件刚爆发，环球氛围充满变数，这些都很可能促使选民选择政绩基础扎实的政党。到了2011年，至少有两大因素对行动党不利。
一是工人党领袖刘程强推出了国际企业律师陈硕茂为候选人，陈硕茂履历条件非常亮眼，看起来是个人才。刘程强决定转战阿裕尼集选区，与陈硕茂和党主席林瑞莲一起组团参选。他们传达给选民的信息再清楚不过了：“我们孤注一掷，把实力最强的候选人都齐集这里了，请让我们拿下一个集选区吧。”果然，他们赢了。
注①新加坡大选实行集选区制度，一个集选区由几个议席组成，各政党竞选这类多议席集选区时，必须派出一组候选人团队参选，以团队论胜败。
2011年之前，行动党也曾输过几个单选区议席，但从来不曾失掉一整个集选区。
精采语录：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这得取决于行动党如何因应大环境的改变，选民又会怎么作抉择。
万事难料，唯有一事我敢肯定：如果新加坡最终决定走向两党制，我们将注定平庸。
李光耀观天下（第12篇）：两党制一旦落实 优秀人才不从政
全国 李光耀观天下 焦点新闻 2014-05-04 13:21
2011年大选（新加坡）结果的因素，是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引发民怨。很遗憾地，就这点，我们可作的选择其实很少。本地生育率未能达到人口替代水平，再不引进外来移民与外籍客工，这个国家就撑不下去了。政府放慢了引进外来人口的速度，减少人民的困扰。但不满情绪仍会继续存在一些时日。
认真探讨大势所趋，就得先把这种种短期因素暂且搁置。你得问问自己，下一届大选，或后一届大选，把这些短期因素全抽掉，情况会不会回复到2011年以前的旧常状态？我相信答案绝对是否定的。眼下的问题不是哪一位候选人或哪一个政策令人民不满，而是一些年轻选民渴望在政治上看到更多竞争。
今后事态会怎么发展，至少某种程度上将取决于人民行动党与反对党有些什么作为。反对党能不能不负众望，达到自己非常努力建立起来的自我期许，当一个第一世界反对党？他们能不能说服足够的优秀人才，足以和行动党前座议员与内阁部长相提并论的人才加入反对党阵营？
对这点，我实在很怀疑。很少有商界、学术界或专业领域人士会甘于在反对党议席待个三五任才组织政府的。想从政的话，最好加入行动党，毕竟这是个已有组织也已有政绩的政党。
向新一代选民争取信任
行动党当然也不会静止不动。这个政党会继续为选民推出年轻、可靠、认真的人才，向新一代选民伸出触角，争取信任。我们在2011年引进的好几位最优秀的候选人，之后都继入阁。现任教育部长王瑞杰，是我历来的首席私人秘书之中最好的一位。只可惜他的个子不高，在群众大会上会有所不同，但他的思辨能力是我合作过的公务员当中最强的。还有其他几位新候选人，如今也在内阁内，包括陈振声、陈川仁、黄循财。
我们要对选民说的是：“我们招揽的人才展现的是这等素质。我们可不想坐以待毙。”
可是反对党能培养出与行动党年轻一代部长并驾齐驱的人才吗？更别说像总理李显龙、或副总理张志贤与尚达曼这等人才了。
希望年轻人权衡得失
尽管如此，即便行动党再怎么认真努力，年轻的新加坡人最终要的可能还不只是政治上的竞争，而是全面的两党制。他们自有选择的权利。毕竟每一代新加坡人都有权自行决定他们要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国家，要塑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但我希望年轻人不会轻率地做决定，而是考虑后果、权衡得失。因为后果终究得由他们自己承担，不是我，或者我的那一代人。到后果浮现的时候，我们早已经不在了。
两党制最大的问题是，一旦落实，最优秀的人才不会选择从政。参选得冒很大风险。竞选活动会变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恶毒。如果你才干超群、事业有成，何必为了参选而冒这么大的风险？不只赌上自己的利益，还会牵连家人。你也许宁可置身事外不参这滩浑水，继续过着好日子。
要在每一届大选中说服最优秀和最有承担的人挺身而出参选，是艰巨的任务。因为国家前景一片大好，实在没几个人愿意牺牲美好事业前途转而从政。今后如果演变为两党制，这项挑战该会有多么困难！这不只意味着我们的甲队将一分为二，或者一半时间由甲队执政，另一半时间换乙队执政。不只这样。
情况也许比这两种局面还要更糟，那就是，甲队，可能连乙队也如此，对政治避之不及，宁可专注于其他领域。如此一来，执政的就只能是丙、丁、戊队了。
小国需超凡领导团队
打个比方说，如果当年林金山能不能当选还是个很大的未知数，我会更难以说服他从政。如果当年的情势是难以预测的，随时可能逆转的，任何人的正常反应都会是，你找别人去吧。但我们把他放到一个有必胜把握的选区竞选。如果林金山当年拒绝从政，对新加坡来说会是个多么大的损失！是他一手创建了建屋发展局；没有了这个主管公共住屋的官方机构，新加坡今天会是完全两样。
两党制人才不进政坛
倘若新加坡允许平庸的人来治理，这个国家必定往下沉，沦为一个再平庸不过的城市。
如果你看其他全面实行两党制的国家，你将得出同样的结论。比如英国，只要看看牛津和剑桥一等荣誉学位毕业生名单，研究这些人从事的行业，从政的没几个，你会发现他们大多都进了银行界、金融界和专业领域；而国会里的前座议员往往都不是最杰出的人才，更非最优秀的律师或医生。美国也如此。当上财富杂志500强的总裁，日子肯定比从政更好过，渴望当总裁的青年才俊自然远比希望当美国总统的人来得多。
但与英美这些国家相比，新加坡的差别是：英美等国即使只能有个平庸的政府、国家一样可以继续发展；但新加坡做不到。这是一个弹丸小国，没有任何资源，从历史角度来看，它处在一个多变的地区。这片土地，需要的是一支超凡的领导团队。
(精采文章摘录)
李光耀观天下（第12篇）：两党制一旦落实 优秀人才不从政
全国 李光耀观天下 焦点新闻 2014-05-04 13:21
2011年大选（新加坡）结果的因素，是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引发民怨。很遗憾地，就这点，我们可作的选择其实很少。本地生育率未能达到人口替代水平，再不引进外来移民与外籍客工，这个国家就撑不下去了。政府放慢了引进外来人口的速度，减少人民的困扰。但不满情绪仍会继续存在一些时日。
认真探讨大势所趋，就得先把这种种短期因素暂且搁置。你得问问自己，下一届大选，或后一届大选，把这些短期因素全抽掉，情况会不会回复到2011年以前的旧常状态？我相信答案绝对是否定的。眼下的问题不是哪一位候选人或哪一个政策令人民不满，而是一些年轻选民渴望在政治上看到更多竞争。
今后事态会怎么发展，至少某种程度上将取决于人民行动党与反对党有些什么作为。反对党能不能不负众望，达到自己非常努力建立起来的自我期许，当一个第一世界反对党？他们能不能说服足够的优秀人才，足以和行动党前座议员与内阁部长相提并论的人才加入反对党阵营？
对这点，我实在很怀疑。很少有商界、学术界或专业领域人士会甘于在反对党议席待个三五任才组织政府的。想从政的话，最好加入行动党，毕竟这是个已有组织也已有政绩的政党。
向新一代选民争取信任
行动党当然也不会静止不动。这个政党会继续为选民推出年轻、可靠、认真的人才，向新一代选民伸出触角，争取信任。我们在2011年引进的好几位最优秀的候选人，之后都继入阁。现任教育部长王瑞杰，是我历来的首席私人秘书之中最好的一位。只可惜他的个子不高，在群众大会上会有所不同，但他的思辨能力是我合作过的公务员当中最强的。还有其他几位新候选人，如今也在内阁内，包括陈振声、陈川仁、黄循财。
我们要对选民说的是：“我们招揽的人才展现的是这等素质。我们可不想坐以待毙。”
可是反对党能培养出与行动党年轻一代部长并驾齐驱的人才吗？更别说像总理李显龙、或副总理张志贤与尚达曼这等人才了。
希望年轻人权衡得失
尽管如此，即便行动党再怎么认真努力，年轻的新加坡人最终要的可能还不只是政治上的竞争，而是全面的两党制。他们自有选择的权利。毕竟每一代新加坡人都有权自行决定他们要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国家，要塑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但我希望年轻人不会轻率地做决定，而是考虑后果、权衡得失。因为后果终究得由他们自己承担，不是我，或者我的那一代人。到后果浮现的时候，我们早已经不在了。
两党制最大的问题是，一旦落实，最优秀的人才不会选择从政。参选得冒很大风险。竞选活动会变得非常不文明，甚至卑鄙恶毒。如果你才干超群、事业有成，何必为了参选而冒这么大的风险？不只赌上自己的利益，还会牵连家人。你也许宁可置身事外不参这滩浑水，继续过着好日子。
要在每一届大选中说服最优秀和最有承担的人挺身而出参选，是艰巨的任务。因为国家前景一片大好，实在没几个人愿意牺牲美好事业前途转而从政。今后如果演变为两党制，这项挑战该会有多么困难！这不只意味着我们的甲队将一分为二，或者一半时间由甲队执政，另一半时间换乙队执政。不只这样。
情况也许比这两种局面还要更糟，那就是，甲队，可能连乙队也如此，对政治避之不及，宁可专注于其他领域。如此一来，执政的就只能是丙、丁、戊队了。
小国需超凡领导团队
打个比方说，如果当年林金山能不能当选还是个很大的未知数，我会更难以说服他从政。如果当年的情势是难以预测的，随时可能逆转的，任何人的正常反应都会是，你找别人去吧。但我们把他放到一个有必胜把握的选区竞选。如果林金山当年拒绝从政，对新加坡来说会是个多么大的损失！是他一手创建了建屋发展局；没有了这个主管公共住屋的官方机构，新加坡今天会是完全两样。
两党制人才不进政坛
倘若新加坡允许平庸的人来治理，这个国家必定往下沉，沦为一个再平庸不过的城市。
如果你看其他全面实行两党制的国家，你将得出同样的结论。比如英国，只要看看牛津和剑桥一等荣誉学位毕业生名单，研究这些人从事的行业，从政的没几个，你会发现他们大多都进了银行界、金融界和专业领域；而国会里的前座议员往往都不是最杰出的人才，更非最优秀的律师或医生。美国也如此。当上财富杂志500强的总裁，日子肯定比从政更好过，渴望当总裁的青年才俊自然远比希望当美国总统的人来得多。
但与英美这些国家相比，新加坡的差别是：英美等国即使只能有个平庸的政府、国家一样可以继续发展；但新加坡做不到。这是一个弹丸小国，没有任何资源，从历史角度来看，它处在一个多变的地区。这片土地，需要的是一支超凡的领导团队。
(精采文章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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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观天下（第13篇）--日本篇： 日本走向平庸
全国 李光耀观天下 焦点新闻 2014-05-05 13:47
2006年6月9日到四季酒店同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美智子会晤， 这对皇室夫妇在访问新加坡期间就下 榻在这家酒店。
日本眼前最严峻的挑战是人口问题。它的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生育率也达不到人口替代水平。其他如经济停滞不前及政治领导班底虚弱等问题，相比之下是小巫见大巫。日本若不解决人口问题，前景将非常暗淡。
摆在眼前的，是发人深省的数据。日本女性的生育率为1.39，远低于2.1的人口替代水平。
1950年，日本每名年长者由10名劳动者供养，随着生育率下降，这个数字近年来却减少至2.8人。这样的趋势预计还会持续---到了2022年，将进一步减少到2人，2060年则可能降至1.3人。
届时，日本的年轻工人或许就再也无法承受负担而选择离开。日本人口在战后的65年间从7200万人增至1亿2800万人，却在过去3年不断下降，目前为1亿2750万人。随之而来的必定是经济萎缩。这样的情况确实难以为继。
不可逆转的转变
在文化上，日本女性多年来接受在家庭和社会所指定的角色。她们相当乐意在家中生儿育女、侍奉长辈以及管理家务事。然而，当她们有机会到国外旅游、同世界各地的人接触，并体验到工作所带来的自由和经济独立的好处后，态度便有了彻底的转变且不可逆转。
例如，新加坡航空公司的一些日籍女职员就嫁给了新加坡籍空中服务员。她们因此看到新加坡女性是如何生活---无须和公公婆婆同住，也不会被丈夫呼来喝去。日本社会尽其所能阻挡改变的浪潮，让女性在经济上继续依赖男性，但并不成功。
日本女性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摒弃了在旧社会所扮演的角色。她们经过一番盘算，认为已不值得再恪守成规。她们不想被孩子拖累，有许多人因此选择单身，另有一些人选择结婚而不生育。更无助的是，相当多的日本雇主也不愿与时并进。这些日本公司非但不像瑞典雇主那样想办法让女职员兼顾孩子和事业，反而将离职生产的女雇员调降为临时员工。这么一来，对于那些有抱负、有前途，又或者想要拥有与职业相称的全职收入的女性来说，生儿育女的代价就太大了。
即使她们当中有许多人想生育，也没有勇气跨出这一步。
新加坡也面对低生育率问题，情况和日本的没什么不同。但这其中有一个关键的差别：新加坡引进移民，稍微减低这个问题，而日本却对接纳外国移民极为抗拒。由于保持种族纯洁性的观念是那么根深蒂固，日本人从未尝试公开讨论其他选择。无论是对日本公众还是政治精英而言，一个多元种族的日本都是无法想象的。
我也亲眼见证过日本人对其种族的纯洁性是何等自豪。
基本信念不会改变
日本占领新加坡时，我曾在国泰大厦做过一段时间的英文编辑。日本人每逢12月8日就会举行一种仪式，由一名士兵边挥舞一把武士刀，边以日语说：“我们日本人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换句话说：我们是而你们不是。我想他们如今已不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但我不认为这个基本信念会改变。
一名在美国出生和受教育的日本文官乔治?竹村，并未得到同僚完全的信任。他在日治时期的“报道部”（即日本人的新闻或宣传部）任职，专门管理像我这类处理外电的编辑。他为人温文尔雅。
恪守这样的信念将带来严重的后果。这意味着，让日本走出人口老龄化困境最合理的解决方案，可能自动地被排除。比方说，假如我是日本人，我会尝试吸引外表和日本人相似的民族移民到日本来，并尽量让他们融入社会，包括中国人、韩国人，甚至是越南人。
实际上，日本已拥有这样的一个群体，在那里居住的朝鲜族有56万6000人，华族则有68万7000人。他们能说一口纯正的日语，在生活习惯和言行举止上也已完全被同化了，并渴望入籍成为日本公民。的确，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是在日本土生土长。不过，日本社会并没有接受他们。
外国人占1.2%
外国人比率目前占日本常住人口的不到1.2%，低于英国的6%、德国的8%和西班牙的10%。鉴于日本社会的单一性，一些因为父母在海外工作而从小在外地生活的年轻日本人，即便是上过日本人学校，回国后也感到难以适应。
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多用非言语的沟通方式，迫使他人必须靠观察身体语言和喉音来揣摩他们的本意。要让这样的国家考虑以吸引移民来解决人口问题，还需要很多年的努力，也需要人们彻底改变态度。我怀疑日本还能有多少年的时间，去面对这个人口问题。如果日本人再把问题搁置10至15年才来解决，到时恐怕已是走下坡路，回天乏术了。
精采语录：假如我是日本人，我会尝试吸引外表和日本人相似的民族移民到日本来，并尽量让他们融入社会，包括中国人、韩国人，甚至是越南人。
李光耀观天下（第14篇）--日本篇： 对日本的未来感悲观
全国 李光耀观天下 焦点新闻 2014-05-06 14:06
日本已经历了两个“失落的10年”，眼前又进入第三个。
1960年至1990年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为6.2%。日本人民从战后的废墟中重新振作起来，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刻苦耐劳把国家建立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当日本商人在西方国家积极抢购房地产时，有分析师一度惊慌警告，日本企业大集团将在经济放缓的发达世界称雄。这和今天一些人对中国的看法没有什么不同。然而，日本的资产泡沫在1991年破裂，经济从此长期陷入低迷。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自1991年以后便只有微不足道的1%。在我落笔之际，日本又迎来了第三个令人沮丧的10年。
除非日本能尽快采取果断行动解决人口问题，否则无论政治或经济政策如何改变，都无法让它恢复战后的活力。
结构决定命运
一个国家的人口结构决定了人民的命运。
人口萎缩意味着国家的力量正在减弱。年长者不会想要换掉他们的汽车和电视机，他们不会购买新的西装或高尔夫球杆。他们已拥有所需要的一切，并几乎不到高级餐馆用餐。为此，我对日本的未来感到十分悲观。不出10年，它的国内消费就会开始下降，而这个趋势或许无法逆转。这也部分说明为何日本政府在反复推出经济刺激配套后，仍没有见到太大的效果。
2012年5月，我到日本参加一项题为“亚洲的未来”的国际会议。这项会议由日本经济新闻社主办。由于想了解一些日本领导人对人口问题的真实想法，我在和他们交谈时刻意将问题问得婉转一些。我没有问：“你们会否接纳移民？”而是问：“你们有何解决方案？”
对此，他们的答案是：“更多的托儿津贴和婴儿花红。”这让人感到失望。
婴儿花红并不足以扭转局势。政府为鼓励人民多生育而出台的激励措施往往作用有限，因为这不是钱、而是生活方式和志向改变的问题。即使是一些看到成效的国家，例如法国或瑞典，这个过程始终是缓慢而代价高昂的。
冷静自律有秩序
日本人是了不起的民族。当日本东北部在2011年3月11日发生大地震时，日本人的反应让全世界的人感到佩服---他们在经历地震灾难后没有恐慌、没有掠夺，在满目疮痍中不失优雅和尊严，并互相关怀和帮助。我们鲜少见到一个社会在经历了这样的浩劫后，还能如此冷静、自律和有秩序。
此外，日本人在做每一件事时，无论是生产毫无瑕疵的电视机和汽车，还是制作最美味的寿司，都力求完美，这种精神也是无可比拟的。日本劳动队伍所展现的团队精神，也让他们比其他国家更占优势。若论个人能力，韩国人和中国人或与日本人旗鼓相当，但说到团队精神，日本人则是举世无双。
或许是日本人这些了不起的特质，让我一度相信他们在看清事情的严重性后，就会从人口问题的迷思中觉醒。毕竟，一个国家如何能眼巴巴看着邻国越发强大而自己不断衰弱，却还坐视不理？然而，我不再相信日本人必然会及时反应过来。随着一年又一年过去，他们始终毫无动静。较有可能的是，这个国家正在走向平庸。假如我是一个年轻的日本人，又懂得说英语，我大概会选择移民。
日本人与中国人无法言归于好？
Q：你认为日本自卫队会走向军事正常化吗？
A：假如美国在这个区域的影响减弱，日本或许会以建立防御性核武力量作为最后手段。
Q：而这将助它对抗中国？
A：不是对抗，而是自卫。它如何对抗中国？
3枚炸弹就能将日本彻底炸毁。然而3枚炸弹不能将中国彻底毁灭。
Q：北京会阻止日本走向军事正常化或发展核力量吗？
A：它如何阻止？日本有权武装自己。中国能够做的是进一步增加自己的军备。
Q：中日关系一直受另一个问题所困扰---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这个问题会久久得不到解决吗？
A：日本人曾侵占中国，并占领了它所有主要城市。若不是美国人恫言禁运石油，他们或许已并吞整个中国。倘若如此，我也不知道他们能坚持多久，因为他们必定会深陷游击战的泥沼。中国人没有忘记这件事。
Q：日本人坚持他们已多次道歉。
A：他们是道歉了，但他们也同时继续参拜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
Q：你曾经转述一名日本领导人所说的话，指美国人和越南人交战后，过了一段时间又能握手言和。但日本人与中国人打完仗后，过了100年也无法言归于好。
A：这场仗打了很久，从1931年就开始了。
Q：你对此有何解释？
A：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而一个比它小很多的国家居然想将它并吞。由于当时的中国被军阀搞得四分五裂，因此日本险些就成功了。
Q：所以，两国的人民之间积怨很深。
A：我不会这么说。两国之间的贸易增长十分引人注目。日本人在中国投资。中国也力邀日本投资，以得到其技术。中国提供了一个廉价的生产基地。但二战问题是时不时可用来激起爱国情绪的工具。
精采语录：日本人在做每一件事时，无论是生产毫无瑕疵的电视机和汽车，还是制作最美味的寿司，都力求完美，这种精神也是无可比拟的。
李光耀观天下（第15篇）--印度篇： 印度受种姓制度羁绊
全国 李光耀观天下 焦点新闻 2014-05-07 14:25
经过这些年，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和印度是不能相比的。中国是经过自然发展逐渐形成单一国民。它不是一个由外人打造的国家。中国有九成人口是汉族人，而全国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同一种语言。中国有着印度所缺乏的某种凝聚力。
印度境内使用的民族语言超过400种。
印度的许多语言，例如淡米尔（泰米尔）语和旁遮普语，在历史上毫无关联，说其中一种语言的人和说另一种语言的人可能是鸡同鸭讲。如果你说英语，那么12亿人口当中只有2亿人听得懂你在说什么。如果你会说印地语，那你就能争取到约5亿听众。如果你只会说淡米尔语，那你的听众就只有约6000万人。这对印度任何一位总理来说都是很大的障碍，因为他们没有一位总理通晓所有的语言。
欠缺决心和专心
印度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性的实体……因此，我们不能把印度和中国两大文明拿来相提并论。若问印度是否能取得和中国一样的成就，就如同问能不能把苹果变成橙子。因两国根本上的区别而产生的不同结果，也相当明显。一个能迅速将事情办妥，另一个则口沫横飞，却少有付诸行动的意志或魄力。印度就是不具备中国那样的决心和专心致志。
而种姓制度使印度的情况更为复杂，这是阻碍其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根据种姓制度所定下的规矩，若你与比自己阶级低的对象结婚，你就自动失去原有的阶级身份。因此，婆罗门人（僧侣阶级）只会同婆罗门人结婚，吠舍人（平民）只会与吠舍人结婚，而达利人（贱民）只能与达利人结婚等等。
属于僧侣阶级的婆罗门人，以个人来看，同世界任何人一样聪明，当中有许多人通晓多种语言。那么，种姓制度对印度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接下来要提出的看法，或许不太受人欢迎，但我相信它是事实。
智商受孤立影响
从宏观的层面来看，种姓制度限制了各阶级基因库的多样性。年复一年，人们的总体智商会受这种孤立性所影响。中国古代杰出的官员能够三妻四妾，每到一个新的地方上任，就有机会将自己的基因散播开来。他在悬车告老后多半会选在苏州定居，因为那里气候温和，并且妻妾成群。
然而印度的婆罗门人，则不能与非婆罗门人结婚，否则就会失去其社会地位。如果没有种姓制度这回，婆罗门人就能够散播他们的基因，那印度各地拥有一半婆罗门血统的人就会明显增多。假设你所处的社会突然规定，大学毕业生若与非大学毕业生结婚，就会自动失去原来的社会地位，那你的社会最终会变成什么样子？
因阶级身分受尊重
我在上世纪70年代首次领略到种姓制度的巨大影响力。当时我有一名属于婆罗门阶级的私人秘书，名叫A.桑卡兰。他的父亲是新加坡登路印度庙的祭司。你可以从桑卡兰的身体特征看出他是一名婆罗州人。有一回，他跟随我访问印度。当我们到了首席部长官邸时，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抵达时，桑卡兰和执勤的勤务兵说了几句话，而他们就立刻听从他的指示。
他们从他的谈吐以及特征看出他是婆罗门人，因此他的话相当具权威性。勤务兵都听他的话。桑卡兰如今虽已逝世，但此事让我毕生难忘，因为它让我大开眼界。一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新加坡籍婆罗门人仅仅同一群印度勤务兵说了几句话，就因阶级身分高而得到他们的尊重。
关键差别
或许是因为相对缺乏机遇，又或者是因为国家潜能受官僚主义所限而感到苦闷，许多有才干的印度人都离开印度到国外寻找更辽阔的天空，并一去不复返。这是印度人和中国人之间一个关键的差别。
中国人也同样蜂拥到美国，但当中有不少人会回国创业。中国提供了印度所无法提供的机遇。换句话说，中国人才外流的情况不比印度的严重。选择离开印度的往往是最优秀的人才。他们管理着世界上一些规模数一数二的集团，其中包括百事公司及德意志银行。
基础设施破旧
印度以基础建设这重要领域也处于明显的劣势。这个国家已具有不利于投资的名声，因为它的基础建设包括集装箱码头、铁路、机场、通讯及宜居城市等不够所实，不利于经商。中国有许多日本投者因希望分散投资而尝试到印度设立工厂或矿场，却惊讶地发现印度的基础设施相当破旧。若是这样，你要如何把货物运来？
如何把成品运出？中国高速公路总长度从1988年的不到100公里增加至2010年的7万4000公里，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
相比之下，印度高速公路总长度只有700公里。印度政府如今计划在未来5年耗资1万亿美元加强基础建设。但这要由谁来建？如果是由印度人自己来建，这将耗费很长的时间。比较实际的做法是发放特许权给日本人、韩国人和中国人，由他们代为建设。这么一来，或许四五年就能建好。然而印度会这么做吗？我不太肯定。
根本势力难改变
我是带着难过的心情对印度作出这些观察的。第一，民主制度并非什么灵丹妙药，它无法为所有人解决所有的问题。中国若是民主国家，就无法取得今天的成就。第二，社会内有一些根本的势力是难以改变的，那些历史越是悠久的越是如此。印度受制于其内部结构几乎无法改变的现实，并被种姓制度紧紧束缚，无法挣脱。
精采语录：从宏观的层面来看，种姓制度限制了各阶级基因库的多样性。年复一年，人们的总体智商会受这种孤立性所影响。
李光耀观天下（第16篇）--泰国篇： 泰国苏醒的社会底层
全国 李光耀观天下 焦点新闻 2014-05-08 14:21
他信的出现，永久地改变了泰国政治的面貌。在他未登上政治舞台之前，曼谷的当权者垄断了整个政治层面，执政方针主要以首都的利益为考量。就算曼谷精英阶层过去也有意见不和的时候，也不比接下来的恶斗来得激烈。之前也没有任何争执像在塔信任内和之后所发生的争论那么具分裂性。
他信将原本被曼谷政权及中上阶层独占的资源转移到泰国较贫穷的地区，颠覆了泰国的政治现状。他信的政治理念较具包容性，并让来自北部和东北部的农民分享国家经济增长的果实。在他尚未上台之前，前几任首相已因偏向实行照顾曼谷中央利益的政策，而制造了鸿沟。他只不过是将人民唤醒，让他们看到鸿沟和当中的不公平，然后提出弥合它的政策方案。即便他没有这么做，我确信别人也会这么做。
偏向贫困农村人口
他信在2001年接任首相职务时，已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和亿万富豪。但倘若泰国的有钱人以为他会看在阶级的份上站在他们这一边，那他们很快就会大失所望。他推行的政策，前所未有地偏向贫困的农村人口。他为农民提供贷款，颁发海外奖学金给出身偏远地区家庭的学生，并为城市贫民提供政府津贴的住屋，而这其中有许多是迁移到城市寻找工作、只住得起贫民窟的人。他所提出的医药保健计划，以无法支付医药保险的人为受惠对象，让他们每回到医院看病时以仅仅30泰铢（约1美元）获得医疗保障。
对他信的政敌来说，他是把整个国家搞得天翻地覆。他们并不打算让他得逞。他们指他是民粹主义派，并声称他的政策将让国家破产。（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在2008年12月至2011年8月执政期间非但没有中止当中的许多政策，还提出了更多类似的政策。）他们也指控他贪污和滥用职权为家族生意谋利，但他否认这些指责。他们也不满他控制媒体---甚至有人说他对媒体态度专横，以及在南部发动颇受争议的反毒品战，而这可能牵涉忽略正当程序和人权的问题。尽管如此，人数众多的农民不理会这些批评，2005年再度推选他。曼谷的精英阶层最终忍无可忍。他的政府在2006年的军事政变中被推翻。
农民尝到了甜头
泰国的首都自此经历了巨大的动荡。
从2008年起，曼谷街头屡屡陷入混乱，涌上街头的大批抗议者不是以保皇名义反对他信的黄衫军，就是热烈支持他信的红衫军。不过，在2011年举行的最近一次大选，他信的妹妹英乐当选首相，这清楚证明了泰国选民认同他信为国家所制定的新方向。泰国北部和东北部的农民尝到了拥有资金的甜头后，已不准备松手。他信和他的盟友目前已一连赢得了2001年、2005年、2006年、2007年和2011年的五次选举。对他信的对手来说，要阻挡这股浪潮，是枉费心机。
尽管泰国社会近期有些动乱，它长期的前景还是乐观的。红衫军的实力接下来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会比黄衫军来得强，因为后者的人数是在不断缩水的。年轻一代对王室的尊敬已不如老一代。更何况，泰王蒲眉蓬虽然是一位受人爱戴的国王，但在他离世之后，他所体现的王室威望和魅力也会随之消逝。
军人向来在泰国政治舞台扮演主要的角色。他们得到王室赋予的权力，因而竭力制止反王室势力抬头。但军队同样别无选择，必须接受和顺应新局势。毕竟，它也不能长期违背选民的意愿。假以时日，军队上上下下也会有更多的士兵属于不那么仰慕王室成员的年轻一代。军队领袖会继续坚持保留特权，不甘成为普通军队。但他们也会学习与由塔信盟友组成的政府和平共处。他信若能承诺放下宿怨与军队和眭相处，他们有一天或许会让他回国。
泰国政治已无法走回老路，回到他信就任之前曼谷精英独揽大权的年代。泰国会沿着他信所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国内的生活水平差距会缩小。许多农民将加入中产阶层，协助推高国内消费。泰国的发展态势会是良好的。
靠拢强大的一方
Q：我们能否谈谈本区域的地缘政治？泰国向来是美国的盟友，越战时期更是美军的一处基地。它是否会继续是美国的盟友？
A：是不是都没有分别。真正的问题是：他们的利益一致吗？你可以建立同盟，但这也得要大家的利益一致才有效。这就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样。他们在苏联还存在时就很团结。苏联解体后，北约就变得毫无作用。
Q：有一个看法指泰国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遇到问题的时候，来到转折点。当时泰国人发现美国人不会帮助他们度过难关，而自那个时候，他们已断定中国可能会是个更可靠的朋友。
A：因为泰国在越南战争结束后对美国来说也没那么有价值了。
Q：你认为泰国对中国在本区域日益彰显的支配能力和影响力会有何反应？
A：你也知道泰国的历史。在日本人势力强大，并准备攻打东南亚时，他们允许日本军队进入泰国，让对方更轻易向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挺进。谁是胜利的一方、强大的一方，他们就会向谁靠拢。
精采语录：他信在2001年接任首相职务时，已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和亿万富豪。但倘若泰国的有钱人以为他会看在阶级的份上站在他们这一边，那他们很快就会大失所望。
李光耀观天下（第17篇）：英文教育 造就今日新加坡
李光耀观天下 焦点新闻 2014-05-09 13:41
1949年9月：我与热恋中的玉芝在麦理芝蓄水池留影。
我的日常生活很有规律：起床、清电邮、阅报、做运动，然后用午餐。
之后，到总统府的办公室上班，看文件，写写文章或准备演讲稿。下午或傍晚时分，有时会安排记者采访，再花一两个小时与我的华文老师在一起。
我习惯天天运动。
89岁了，还可以端正坐着，走路也不需要靠拐杖。三十来岁时，喜欢吸烟喝啤酒，后来因为容易在竞选时影响声带，把烟给戒了；当时尚未有任何研究显示吸烟会导致肺癌和喉癌等各种病症。
不过说来也真是奇地，我后来居然对烟味特别敏感。
至于啤酒，一度喝出了一圈啤酒肚，报章上的照片都看得出来。于是我开始打高尔夫球健身，后来改成跑步和游泳，那可以在较短的时间达到相同的健身效果。现在我每天使用跑步机3次：上午12分钟，午餐后15分钟，晚餐后15分钟。过去，晚餐前会去游泳，游个20到25分钟。要不是这样，我还真达不到现在这种健康状况。这是一种自律。
扩大视野须与人接触
我还经常约人见面交流。你必须见人，因为要扩大自己的视野，就必须与人多接触。除了国内的朋友，我也经常和马来西亚、印尼以及不时与来自中国和欧美的朋友会面。我试着不光与老朋友或政治领袖会面，也同时接触各行各业的人士，例如学者、商人、新闻工作者和普通市民。
我大大地减少了出国访问的次数，那是由于时差关系，尤其是去美国。
2012年之前，我年年风雨不改地到日本出席“亚洲的未来”国际会议，这项会议由日本传媒机构《日本经济新闻》主办，今年进入第19个年头。有一阵子也几乎每年访华，如今因为空气污染问题倒不太想去北京了。但中国领导人都聚在那里，所以只好到北京去见见他们。我是JP摩根国际委员会委员，很荣幸他们为了配合我，把2012年的常年大会移到新加坡举行。道达尔谘询团也是一样。去法国还行，A380型空中巴士12小时直飞往返。去纽约就累得多了，特别因为时差关系，总是晨昏颠倒。出国访问有助于开拓我的视野，可以看看其他国家如何发展。没有一个国家或城市是停滞不前的。我就见证了伦敦和巴黎如何一次又一次地历经变革。
退出内阁之后，对周遭发生的事以及时局的变化没以前那么清楚了。因此大多数时候我会尊重部长们的决定。我很少提出相反意见，至少不会像过去还在内阁时一样，能全面参与决策讨论。
反对方言卷土重来
有时候，当我对某些事情强烈不认同时，就会向总理说出自己的看法。
一个例子是，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开放让免付费电视频道重新播放方言节目时，有人这么建议：“华语已在华族社群中奠定了基础。让我们恢复方言节目，好让老人家能收看连续剧。”我反对这么做，并且指出，当我还是总理的时候，曾经因为压制方言节目而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好不容易才让人们习惯说华语。
现在怎么又来开倒车？一整代华人因为突然发现自己喜爱的方言节目被腰斩而怨我。《丽的呼声》有个很好的讲古大师李大傻，我们就这么终止了他的节目。为什么还要让广东话或福建话在我们的下一代蔓延开来？只要一恢复方言，老一辈又会开始跟儿孙说方言。方言会卷土重来的，虽缓慢，却是肯定的。
使英语成为第一语文
每个国家都需要有一种人人都听得懂的共同语。当年，把英国殖民政府遗留下来的四大语文源流进行一番统合，并不容易。大多数华族学生报读华校，为自己的语言深感自豪，1949年新共产中国崛起后更是如此。
为了使英语成为所有学校的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我必须展开多方面斗争。华文沙文主义者为了对抗这项政策全力拼搏，华文报和华校使尽全力推高读者群和收生人数。
由于我当时的华文水平有限，所以交由我的华文新闻秘书李微尘严厉管制华文报、华文中学、南洋大学，以及属下的职员和支持者，将示威、怠工和罢工等活动减至最低。
市场价值解决问题
最终，是英文教育的市场价值解决了问题。我们也才有了今日的新加坡，以英语与世界接轨，并吸引跨国机构进驻；同时保留母语为第二语文，让我们能与中国、印度和印尼保持联系。语文政策是个关键转折点，倘若人们选择走上另一条路，现在的新加坡恐怕只剩下一滩死水。
出于情感因素，也出于同中国进行商业贸易往来的需求，我们需要保留华文为第二语文，但肯定不需要方言。
我们耗费了那么多时间、精力和政治资本，把方言从大众传媒彻底除去，如今反倒要走回老路，实在非常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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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观天下（第18篇）：明知来世不存在
李光耀观天下 焦点新闻 2014-05-10 14:00
生比死好。但每一个人终究得面对死亡。这个问题是许多正值壮年的人不愿意去面对的。但89岁的我没必要回避这个问题。我关注的是：我会怎么离世？会不会是冠状动脉中风，迅速了结一生？还是脑部中风，陷入半昏迷状态，卧病在床好几个月？这两种方式之中，我宁愿要尽速了结。
不久前，我做了预先医疗指示，意即如果我必须靠插管才能进食，而且不太可能复原或再次自行走动，那医生就得为我拔掉插管，让我能尽速离世。我在一位律师朋友和医生的见证下，签下这份指示。
如果不签下这份指示书，医生会穷尽一切方法去阻止必然要发生的事。我见过太多类似情况了。我太太的姐夫杨玉麟病逝之前插着管子，在家躺着，他的太太也同样身体欠佳而躺在床上。他的大脑渐渐没有意识，但他们还是让他继续撑了好几年。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医生或亲属通常会认为他们理应设法延长病人的寿命，这我无法苟同。万事终将有尽头，我希望自己人生的终结，会来得迅速且毫无疼痛。我可不想变成残废，半昏迷卧床，鼻孔插着管子直通入胃。那样的情况不过只剩下躯壳而已。
对于人生，我不会特别执着于什么，或者高谈什么伟论，就只是以自己想做的事来衡量人生的价值。就我自己来说，想做的我已经尽力做到了，我心满意足。
不否定神的存在
不同社会对生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如果你到美国，你会发现处处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尤其是在南部保守的圣经地带。中国虽然接受了好几十年的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教条，但拜祭祖先，以及其他佛教和道教的习俗仍然普遍。印度则广泛地相信转世轮回。
我不会说自己是无神论者。对于神的存在，我既不接受也不否定。
他们说宇宙源自大爆炸，可是人类在地球上的发展超过两万年，已进化为有思想的生物，也有能力超越自己去关注宇宙万物，我不知道。所以我不会嘲笑那些信仰神明的人，可我自己就未必相信，但不会去否定神的存在。
我的挚友韩瑞生，是十分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临终前，有位神父陪在他身边。当时他才68岁，还那么年轻，可是他一点也不害怕。身为天主教徒，他相信会在天堂与妻子重逢。我当然也会希望来世能与妻子重逢，但我相信这是不可能的。我会停止存在，就像她已停止存在一样。
若非如此，冥界岂不是会很拥挤？天堂真的如此广阔无垠，能容纳得下千百年来所有死去的人吗？这是个很大的问号。可是瑞生是这么相信的，在临终前有神父陪着走完最后一程，让他心灵十分平静。他的太太在2012年11月逝世，她也相信他俩会再见面。
不信还有来世
我身边一些曾经尝试向我传教的人已经不再那么做了，因为他们觉得不可能改变我。我的太太在求学时代有个同学，对宗教非常热衷，不断地向她传教。结果她只好疏远这个同学，她说：“太荒谬了，我们每一次见面，她都想让我变成基督徒。”太太不相信死后还有来世。不过说真的，相信有来世，心灵上会得到安慰，就算明知道来世是不存在的。
Q：你曾经说过，自己算是名义上的佛教徒。现在依然如此吗？
A：是的，我还是这样认为。我经历过种种仪式习俗。我不是基督徒、不是道教徒，不属于任何教派。
Q：你说“仪式习俗”，指的是什么？
A：在特定的日子里去拜祭祖先，奉上供品等等，这些都由佣人帮忙处理。但我这一代人走了之后，这些习俗都会跟着消失。就如清明扫墓，一代代下来，越来越冷清。这就是祭祖仪式。
慰藉来自病痛的终结
Q：既然不信教，你又从哪里寻找心灵慰藉？
A：我的慰藉，来自于一切病痛苦楚折磨的终结。所以我会希望这个终结赶快到来。我89岁了，翻开讣告版就知道很少人活得比我长命。我有时会想：这些人怎么活着？又是怎么死去的？久病缠身吗？残障卧床吗？
89岁的人总是在想这些事。我的忠告是，如果你不想躺在床上昏迷不醒或陷入半昏迷状态，插着一条管进食，就去签一份预先医疗指示。别通过外在干预延长生命，让我的生命自然了结。
Q：你谈到不相信过世后能见到妻子。即使在沉寂独处的时刻，你也从没如此希望过吗？其实这么希望着，不也是人之常情吗？
A：不。这么想是不符合逻辑的。假设人人死后都有来生，那会是在哪里？
Q：也许是一个超自然的地方？
A：所以我们全会是孤魂野鬼？不，我不这么认为。
骨灰装在骨灰坛里
Q：你是否还会时常想起李夫人？
A：她的骨灰装在骨灰坛里，我已经向子女交代好了，把我的骨灰坛与她的安置在一块，在同一个骨灰瓮安置室。纯粹出于情感因素。
Q：希望呢？
A：不再希望什么了。她已经不在了，留下的只是那一坛骨灰。我也会走，也只会留下一坛骨灰。出于情感因素，好吧，把两个骨灰坛安放在一块。但死后还能重逢？不可能有那么好的事。不过印度教徒相信转世轮回，不是吗？
李光耀观天下（完结篇）：打造无贪污国度 最大满足感
李光耀观天下 焦点新闻 2014-05-11 12:48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在体质上渐渐失去精力，也不那么活跃。你若要我在下午两点烈日当空下去访问选民，沿街与人握手，亲亲宝宝，我做不到了。二三十年前没问题，如今再也不行了。
生命就是如此，生理机能只会随着年岁而退化。有时候我的秘书看我在办公室里休息，会问我是不是要取消下来的会议。有些时候我会说：“不，继续吧。”我只需要闭目养神15分钟，好让脑筋接下来更清醒。有时候真的撑不了，我会说：“是，把会议挪后，让我先小睡一会儿。”身体状况不是自己控制得了的。我再活跃再自律都好，身子总会越来越虚弱。
打造没有贪污地方
到头来，我此生最大的满足感，就是自己曾经花了这么些年，争取支持、激发民心，打造了这么一个任人唯贤、没有贪污、种族平等的地方，并且在我之后还会持续下去。不像我当初刚上台执政时，林有福政府极其贪污。有个叫麦柏士的政府人员，新加坡年轻一代也许没听说过，他是华印混血儿，蓄着胡子，是个“牵线人”，专门收费替人拉关系办事。
处在一个贪污腐败风气甚盛的区域，新加坡没有贪污的情况，显得格外突出。我们创造的体制，包括贪污调查局，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人们不论种族、语言和宗教，都凭着能力才干获得擢升。
只要继续维护这个体制，我们将继续进步。这是我最大的期许。
问答篇
Q：冒昧问一句，你的健康状况还好吗？
A：我不久前刚入院，医生说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现在完全康复，已经回去上班了。你得考虑到我已经90岁了，医生告诉我到了这年龄，没有任何健康标准可循。
Q：这个标准就由你来确立吧。所以你对自己现阶段的身体和精神状况还算满意？
A：不，是只好接受身体机能正在不断退化的现实。心智功能还好，没有退化迹象，不像我的好些朋友，就这点我应该感恩了。我想多半跟遗传基因有关，可是身体上的老化，阻止不了。
Q：你的心智状态，会不会也跟你经常思考有关？让自己的脑筋时时保持活跃，总是对周遭的事物感兴趣。
A：是，当然。我也持续学习新的中文词汇和句子，逼自己去记，就像玩麻将一样。
Q：这些年来你的饮食习惯有什么改变吗？
A：现在不再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了，也不会吃得太饱，会试着多吃蔬菜，减少蛋白质。
Q：你在庆祝80岁诞辰时接受《海峡时报》访问，曾提到担心人老了，生活的那一扇窗会越来越小，直至完全关上，如同停止存在一样。现在还是这么想吗---设法让你的那扇窗持续敞开？
A：是，要不是这样，我宁可一个人坐着，为什么还要跟你见面说话？
Q：你会不会有寂寞时候？
A：你得区分寂寞和独处。我有个朋友名叫珀西柯利达，他是剑桥其中一位最聪颖的资优生，已经过世了。他的妻子是丹麦人，患有糖尿病，失去了双腿。珀西以前总爱说：“我享受一个人独处。”我会说：“去找台电脑，上谷歌。你可以找到所有你读过爱过的诗句，文学作品的绚丽章节。只要输入关键字，就全出现了。”结果他照做了。
Q：你平日都看些什么报纸或网站？
A：我读《海峡时报》和《联合早报》。以前也读马来报《每日新闻》，现在不读了。我的马来文掌握能力在过去是不错的，但现在没必要了，因为新加坡多数马来人都说英语。我从网络上了解各地新闻，包括本地的、区域的。中国、日本、韩国、美国、印度和欧洲。有时也关注中东局势。拉丁美洲新闻几乎不读，因为跟我们不相干，太远了。
Q：具体看哪些网站？
A：谷歌。我预设了不同区域的新闻，会自动搜索显现。
Q：最近看了哪些书或电影？
A：我不看电影。
Q：书呢？
A：我平时爱看有意思的人物传记。小说对我毫无吸引力，都是虚构的东西，或者是重建人们想象中的美好人生。
Q：最近可有读过哪本自己喜欢的好书？
A：戴高乐传记。法国战败，他一无是处。他到伦敦去，说：“我是法国。”再到阿尔及尔，对着归顺了维希政权的阿尔方斯朱安说：“你身为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相当有胆识的一个人。当然，他最终重返巴黎，盟军还为他开道。
Q：你最近都在想些什么？哪些事情会让你在夜里睡不着？
A：我想着我们的人口变化。整体生育率只达1.2，我们不得不引进移民。要新加坡人改变观念是很困难的。妇女受过教育，想过另一种生活，而不是年纪轻轻就被婚姻和子女所困。她们要先四处旅行看世界，要享受生活，然后才结婚，但到时候她们可能就生不出孩子了。
